遇卿恋凡记

　　作者：黄克武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天演论”的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次修正的成果。实际上，吕增祥、吴汝纶对《天演论》的翻译文字的修改、润饰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是这本书背后的功臣。 　　——编辑说 　　《天演论》是如何“创作”的。 　　严复在天津时代，为了准备科举，具备了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字运用的修养，同时他比较系统地阅读西洋典籍，对西学有着更深的认识。不久，他开始了翻译工作，并发表了“成为大名”的第一部作品，即“天演论”。 　　随着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严复不仅跃进中国的“第一流人物”，还获得了国际上的人气。1899年9月，日本《万朝报》的主笔、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号，湖南）访问天津，通过《国闻报》馆主西村博以及该报记者方若安藤虎男等人的介绍，会见了天津“通晓时务”的6位名士，其中获得第一位的人严复。从两人的会谈内容中可以看出，严复当时扮演的重要角色。根据内藤虎次郎的《燕山楚水》记载，在严复会面前得到的信息如下。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现在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弁。。。。。。。严复年齿四十七、二十年前去过日本，十年前在英国游学三年，会英语，已译赫胥黎之书，被称为“天演论”，已印刷。 　　两个人见面的时候，采取笔谈的方式，在其中讨论翻译的问题。内藤读了《天演论》后，回答说：“文字雄伟壮观，不像翻译。严复说：“为了让看的人容易理解，不拘泥于原文的文次，但这不是译本的正法眼藏。”。另外，他还说：“附近翻译的《计学》这本书，应该谨守绳墨，他日成书，寻求教义。”。内藤先生的“不像翻译”一词是赞美“天演论”的词汇，“天演论”在“以西为中”的文字上有着很高的造诣。但是，严复也觉得“天演论”偏重于“信、达、雅”翻译三个原则中的“达”，在“信”方面欠缺。 　　“天演论”的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次修正的成果。1901年南京富文书局版的《天演论》中，书名为吕增祥题字，内文有吴汝纶的序言，由此可以显示出严复、吕吴的深厚关系。实际上，吕、吴对《天演论》的翻译文字的修改、润泽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是这本书背后的功臣。 　　吕增祥（字君止，号皇道山人）是严复“至交”“执友”，安徽楚州人。吕、严也在老家，吕的长女蕴玉与严复的学生伍光建结婚，第二个女儿蕴清与严复的长子严严严严复经常与吕增祥“讨论文字”，在“天演论”的初稿完成后，严复也请吕增祥修改。吕增祥也是和吴纶汝交往的拉丝人。1897年3月，吕将“天演论”的译稿从天津带入保定，请吴汝纶指出。 　　1900年义和团事件期间，吴汝担心家庭和“纶原富”的原稿是否平安，便写信询问吕增祥。流露出关怀之情。吕增祥向全家人传达了上海南下避难平安的消息。1901年初，吕增祥又协助严复联系吴汝纶，将修订后的《原富》原稿交给同乡邓太守上海，并予以严复。 　　很多人提到严复以吴汝纶为师，学习桐城古文。但是，实际上严复是吴的私淑弟子，不是入室门生。看现存两人的通讯，吴汝严复写的信有8封，第一封是1896年8月写的，最晚一封是1901年6月。严复给吴纶写的信有三封，第一封是1897年底，第二封是1900年，第三封是1901年底。1893年以前，严复忙于科举的准备，但水师学堂所在地天津和吴汝纶担任知州（1881-1889）的冀州，以及主讲保定莲池书院（1889-1901）的距离超过150公里，无法当面求教。如上所述，两人的认识肯定是在1880年到天津后，相对密切的交往应该是在1896年到1903年之间。 　　严复在1900年寄给吴汝纶的信中，谈到了自己中学的背景和与吴汝纶的交往。他很快遇到了吴汝，感叹自己在写作上也许有更好的表现。严相前后请吴指正的《天演论》和《原富》译稿，请吴为这两本写序，1902年，两人在京师大学堂一起工作，直到1903年吴纶汝去世，才结束。1903年春天，完成了严复翻译的《群学中退言》，打算委托吴汝纶写序文，这时吴某突然回到了道山。严复在这本书的“译余赘语”的最后一段中，用感伤的语调，写下了无比的思念和感慨。 　　在吴汝纶的“驱奖”下，严复对他“钦佩”。在晚清的文界，吴师事曾国藩是桐城派后期的大师，不仅对古文有很深的造诣，而且“为文深古懿，使人来往不腻”，和严复所谓的郭嵩脾气一样，极少数的“旧学渗透而不藐视新知者”。严复是他的影响，姚 　　吴汝纶还为严复译稿“一扬论”求“玩味尽善”，“天演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严复送吴汝指点稿，现存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题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这篇稿子是墨书，用红、蓝、绿各色笔修改的，其中黄、蓝的注释是吴汝纶写的。吴汝纶为严复修改了译稿后，两人又互通书信，讨论了相关问题。根据这些通讯，吴汝纶对于严复的翻译，至少有以下几个建议：一、强调正确的重要性。二、当翻译的正确性和文字的典雅发生冲突时，吴汝纶主张“与其破坏清洁，不如不要歪曲”。三、吴参考晋、宋佛书翻译的先例，主张严格区别翻译文本和个人论述，凡己意发明的属于句后的“事件语”。四、更改标题：他提出“用诸子的旧例，按照编目”，明确了宗旨。五、吴汝纶斟酌了词句的得失，在一些原稿中删去了不恰当的地方。 　　从修改原稿的痕迹可以看出，严复几乎完全接受了吴的建议。另外，吴汝纶的大部分制作的小标题也被严复接受。就这样，“天演论”在现在的面目上出现，吴汝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吴汝纶虽然不懂西文，但他从中国翻译传统中汲取了观念，对于翻译体例、文字的正确性和典雅等方面，有着明确的想法。特别是在尊重原作，重视精确度的同时，以“与其破坏清洁，不如歪曲”为原则解决信件与达雅冲突的想法，对严复后的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汝纶对“天演论”的贡献有一本书叫《吴京卿节本天演论》。这本书是1903年6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同年，北京华北翻译局出版的定期刊物《经济丛篇》从第3册到第6册，还刊登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对比这一节和现在的各种“天演论”的版本，实际上可以看出吴汝纶的日记，即1897年春，吴汝纶为严复原稿本“赫胥黎治功天演论”而修改了“手录副本”。 　　吴死后，其子吴吴 　　对照严译原文，节录的字数只有原文的三分之一左右。二、吴汝纶删掉吊桶后，文字简洁紧凑，成为典雅纯正的中文，完全没有翻译的痕迹。三、在文中以“物竞”“天选”的原则观察世变的主旨，非常突出。四、吴汝纶增加了说明段落主旨的小标题，放在节录文字后。 　　这一节在出版后很受欢迎，当时一部分学校将它作为国文教科书采用。 　　1905年，14岁的胡适在上海澄中学堂上学。 　　在澄中教员中，我最受杨千里（天堑39588分）的影响。。。。。。之后，我在东二斋和西一斋，他都做过国文教师。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买吴汝删掉的严纶复译本《天演论》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所以非常开心。他写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时主题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伸其义”。在我的一篇文章中，几年前澄中校长曹锡爵和现在的校长葛祖兰在旧教科书中发现，至今仍保存在校内。这个主题当然不是我们10多岁的孩子能发挥的，但是读了“天演论”，写“物竞天选”的文章，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潮流。 　　《天演论》出版后不到几年就在全国流行，成了中学生的读物。读这本书的人很少理解赫尔施利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理解的只有“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几年来，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 　　胡适的经验应该有代表性的。《吴京卿节本天演论》除了由文明书局印刷出版外，苏州大学图书馆也有人藏有亲手抄写的书。这表明吴汝纶的节本在《天演论》的传播，尤其是从《优胜劣败》的官方国际政治意义》中对理解这本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有新闻线索的话，请向我们报告。被采用的话，会有费用的报酬。微信关注：ihxdsb，报告QQ:3364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