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丁之地

　　1878年，纽约时报刊登过这样的社论。“如果几千个中国人从相对繁荣的东部省找到了去美国的道路，这条路一旦对他们开放，就会从遭受饥饿袭击的北方地区流出来……中国人的问题很快就会威胁到美国的未来比黑人的问题还大……中国人就像潮水一样向前冲开始靠近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停……” 　　外国媒体制作的受灾地图 　　百年前的美国媒体为什么对中国移民问题表示担忧呢。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前所未有的干旱 　　1877年8月，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上奏：“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荒谢频仍……这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灾祸，山西、河南尤为沉重。”同年9月，翰林院编修了何金寿，演奏道：“今年山西、河南、陕西等省遭受了严重的灾害，直属国内也发生了大半的灾害。”。以上演奏是1876-1879年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北方五省的特大灾害。 　　根据传统的干支纪年，1877年和1878年灾情最严重的2年分别是丁丑和戊寅，所以这次灾害才被称为“丁戊奇荒”。 　　 　　1877年6月，负责山西巡抚的抚鲍源深在上表山西灾情的奏折中写道：“当初卖孩子卖女人延命，接着挖草根，剥树皮吃东西。树皮用尽，亢久野草也不苏醒，磨石头把粉和土弄成圆形。”。当时的老百姓为了活下去，首先卖孩子卖女人，吃树皮野草，然后开始把石头磨成粉，把泥揉成团用来充饥。 　　这样的事不仅在山西省，在北方5省等多个受灾地也广泛存在。 　　另外，根据1878年的“申报”，一部分地区也有不良商人将人肉伪装成畜肉来销售。比如“毕业至食人，开始是 　　在这篇报道中，关于商人们在钚的名义下，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贩卖人肉，受灾者们不得不购买。即使知道自己买了人肉，也装作不知道，但之后生意人太多了，吃人肉变得平凡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受灾的严重程度。 　　丁戊奇荒前后晋南部分地区人口流亡表 　　死者人数方面，从1876年到1879年，在山西省等北方5省、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波及地区饿死，1300万人以上病死，但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那么追溯历史，公元前180年至1839年的两千年间，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巨大灾害有161次，死亡人数合计9936994人，不及丁戊奇荒。 　　商船和报纸传到西洋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灾害发生的原因是一连串的不良因素交错的结果。 　　积谷备荒是我国古代应对灾害的主要方式，晚清灾害之所以如此严重，与仓库系统的崩溃密切相关。 　　清廷入关后，在前朝常平仓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完全成熟的仓库制度，一度使清朝常平仓的贮藏规模达到历史的最大值，但是，这一切背后都脱离了实际的严格标准。 　　据清代名臣田文镜的实际调查，当时粮食储藏一年的损失率为5%，储藏两年的损失接近10%。在这种情况下，清廷要求仓谷贮藏期间的总损失率不超过4%，如不能达到标准，出现“赤字”时，官员们必须自行赔偿。 　　根据清廷损失标准，一县贮存30000石粮食三年内发生3900石“亏损”，即使按一石两银的价格计算，负责仓库的官员也要赔偿3900两白银。 　　粮食价格参考道光年间平均价格 　　当时县级官员一年的工资是200两、3年600两，光靠工资还不够支付仓库的赤字，“各州县对每个仓谷都很害怕”。各州各县的官员们把仓库管理看作十分可怕的事情。这样下去，为了填补空缺就不会产生欺骗般的腐败心。 　　严格要求高标准的初心是好的，但是脱离实际高压政策，失去中央政府严格管理的话很快就会失效。 　　自从道光期外患肆起，清廷便开始无暇内顾，日久仓库弊端浮出水面，许多地方的仓库纷纷仓促，京师安危的京通二仓每年粮食短缺，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积钱不积谷”风靡常平仓库的总额更是逐年下降。 　　清朝全国常平仓储藏总额的变化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常平仓仓库的仓库系统已经基本备荒，失去了救灾、控制物价的能力，当仓库系统日益崩溃时，正好又遭遇了麦子的歉收。 　　除社会制度因素外，麦子歉收是造成灾害的直接原因，以灾害最严重的山西为例，受中温带和暖温带两种气候因素的影响，瘦弱的干旱和灌输相反，土壤肥沃、水利发达的华北南地区“以麦为主食，三餐必不可少”受害最严重的是以小麦为主食的南部地区。 　　与受灾地区和当时的小麦种植区相比较，两者都高度重叠，以小麦为主食的生活习惯表明，遇到小麦歉收，灾害的发生加速了。 　　受灾地和麦作区的比较图 　　除麦子歉收外，山东、直隶、河南等受灾地区在灾害发生前就发生了粮食不足难以自给的情况。原因是棉花占据了粮食作物的生存空间。 　　明朝时期，棉花开始在华北地区大规模种植，到了清朝，利润高，种植规模也越来越大。 　　据道光年间河南省的《团聚城县志》记载，“团聚地四千多顷，稼十四，收成不足本邑一岁食……棉花十之六…民尽终岁勤卖其佳者易粟，自衣之余”，当时已经出现了种棉花种麦子的现象表示人们吃粮食要用棉花从地方换。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直隶等地，乾隆年间的直隶总督方观承在《御制棉花图·跋》中指出，“直隶广平、大名各府、麦地为十之五、正定、保定、河间、天津等府仅为十三、永平、宣化、遵化、阿萨米等州府、麦地不过是十之十二”。乾隆时期，麦田的比例下降到“十一之十二”，在最高的广平、大名各府，麦田的比例也是“十分之五”。 　　由于棉花生长期和麦子的冲突，而且是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不能实现棉花和麦子的同时种植，因此，种植棉花必然减少麦子的播种面积，最终粮食无法自给自足，仓库系统日益失去防灾功能遇上歉收的话，会发生灾害。 　　汉代的大儒董仲舒曾提出“所有灾难的书都是从国家的失而生，国家的失则开始萌芽，天出灾害则非难而告”的观点。 　　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主要是将君权与天结合，赋予皇帝“天代治”无价的特权。长期以来由于“天象示警”思想的影响，连帝王将相、平民都将虔诚的祈祷作为消灭灾害的第一选择。 　　1876年灾害发生的时候，光绪皇帝注意到这是“来自天的警告”，立刻表明要改变自新、修明政治，但是这种修明政治的方式只是设坛祈祷、大赦天下、发布罪己诏等没有实际意义的行为这种迷信“天罚”的旧思想也是造成“丁戊奇荒”灾害激化的原因之一。 　　清帝祭天地的主场天坛 　　幸运的是，除了这种陈旧落后的主流救灾思想外，灾后各派别还通过深刻反省，提出了许多救灾的新思想，甚至有一些非常现代化的观点。 　　例如，洋务派认为“荒地年年增加”的理由是“树木的株数年年减少”，如果想要消除干旱，就需要无雨绸缪、广植树，而且植树也不会影响耕作，是一石二鸟。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植树造林确实可以增加雨量，起到一定的防洪防旱、防风防沙、保护农田的作用。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希望清廷鼓励民间植树，能种植一千棵以上树的人获得一定的奖项。 　　张之洞 　　维新派看到灾害和疫病伴随而生，看到“贫者以岁死，富者以瘟疫死”的残酷现实，认为灾害引起疫病的主要原因是国民的卫生观念薄弱，中国的医学落后。《戊戌六君子之一》中的刘光第，每次在自己家乡设立牛痘局（清代天花预防接种医疗机构）遭到民众抵制都会痛心。 　　为了解决灾害死伤者严重的现象，维新派的人们在“世界文明的极点只有医学……所以要保护人民，必须从医学开始”等医学思想的指导下，广泛设立卫生机关，大力发展现代医学事业，提出保护人民的“医学救国论”这种超越前人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森林保护到现代医学发展等新思想的提出，给“丁戊奇荒”带来了新的意义和价值，现在不断完善的防灾救灾系统更离不开过去的惨痛教训和前辈们的苦心和孤诣。 　　文：林子卿 　　地史馆原创，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