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个原因第二季

　　慕谐 　　这是德国总统选举结束半年后，新大联合政府在政治舞台上登场已经3个多月了。第四波COVID-19疫病无疑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第一个难关，政治家们以“顺从科学”的名义，多次供奉反科学政策，面对这样的危机处理，民众失去了对新政府的信任。与疫病危机管理相比，本次政府另一个科学的危机处理气候政策将面临更长的疑问和压力。越来越多的时事评论家、学者的教授将气候变化比喻成更大的COVID-19危机。COVID-19带来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在应对漫长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会进一步扩大。 　　在选举势头的阶段，很多媒体将这次选举定为“气候选举”，选举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不辜负期待”。另一方面，在气候问题上发挥了“预言者”作用的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议席数，强烈进军联合政府。由此，欧洲全体对气候变化感到痛苦的青年显示了救赎的希望。根据欧盟的调查，即使是在大流行病之间，很多欧洲年轻人也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年轻人因气候不安而引起的心理和精神疾病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另外，气候不安也降低了年轻人的生育欲望，使德国的人口老龄化危机更加严重。在此之前，默克尔时代的能源政策被认为是气候活动家们的口号性约定，比实际削减碳行动要多得多。但是，绿党党首、现任德国副总理哈贝克也承认默克尔政府基本实行了绿党制定的能源和气候政策要求。另一方面，在新大连政府的执政党协议中，出现“气候”这个词的次数（198次）首次超过了“德国”（144次）。协议中主要由绿党执笔的“气候部分”有40页以上（协议共178页）。其中最雄心的条款如下：将淘汰煤炭发电的计划提前到2030年，同年，将可再生能源总电力供应的比例提高到80%。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将扩大到200兆瓦，到2025年海上风力发电将扩大到70兆瓦，每州2%的土地必须用于陆上风力涡轮的建设。从2023年1月开始，废除可再生能源补助税（EEG-Umlage），将来以二氧化碳价格调整碳排放。二氧化碳价格在适度范围内上涨，但不超过60欧元/吨，支持欧盟排放交易计划中设定欧盟范围内的最低二氧化碳价格。 　　2022年3月24日，德国的哈贝克副首相兼经济部长在德国柏林举行了会议演讲。德国副首相哈贝克25日发表了德国脱离能源依赖的计划。他说，受乌克兰冲突的影响，德国将“以非常快的速度”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煤炭、天然气的能源进口依赖。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的背景下，绿党和这个雄伟的气候政策方案都站在了最前面。由于传统能源（德国55%的天然气、50%的煤炭、35%的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过度依赖俄罗斯，德国不仅面临着能源价格的高涨，也面临能源不足。作为过渡能源的天然气严重不足，让哈贝克先生认为“思考性的禁忌已经消失了”，为了保证能源供应，考虑继续运营煤炭发电站。但是，即使没有这场军事冲突，绿党和这个新的协定也在气候变化和能源转换问题上爆发了新的“危机”。本文想以牛油果政治为隐喻探讨这一危机。 　　“牛油果政治” 　　“鳄梨政治”（Avoocado Politics）一词是1980年代出现的政治概念“西瓜政治”（Watermelon Politics）的派生词。“西瓜政治”最初是为了描绘当时欧洲绿党的领导人，例如康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而使用的。他们是新左翼学生运动的重要成员。“西瓜政治”如其名，外表是绿色，内核是红色。绿色和环境保护的主题，暗示着这些政治家们只不过是以前持有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再包装和加工而已。今天，右派也提出了类似绿色新政的支持者的告发。 　　“牛油果政治”是右派政治系的平行现象。外表是绿色，内核是茶色。正如“西瓜政治”是左翼政治新瓶装的老酒一样，“牛油果政治”也是极右翼以环境危机为理由，对高度的反移民、军事化、第三世界的发展保持高度的敌意等，再次确认了他们的政治议程。由于全世界的自然资源有限，为了维持北大西洋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相对的社会地位，必须在北大西洋和第三世界之间设置壁垒。笔者在此不想奢侈地叙述从“生态优生学”下降，经过纳粹环境种族理论发酵，影响大洋彼岸的“牛油果政治”的简单历史。我不想在墨西哥的牛油果交易中提及“带有血”的政治。同时，本文也没有严格的历史和政治学意义上的“牛油果政治”概念。 　　笔者只是取了牛油果的颜色，只想暗示现在德国的气候政治面临的两难处境。（1）气候保护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最近，在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的评论文章中，作者在大规模建设风力涡轮的德国，讨论了气候保护和环境保护是否兼容。文章的结论是否确定，绿色风力发电将成为许多珍稀鸟类的墓地，同时必须占领大量土地。（2）良好的道德态度和不良的政治后果之间的张力。德国绿党中最受争议的人物，汤文根市的帕尔默市长曾将自己的党描述为“德国所有政党中最具道德”。绿党奉行基于隐匿的价值判断的道德政策。道德化的叙事是他们的政策管理和政治交流中最常用的修辞手法。他们在政治行动和行动目标之间强行进行了道德判断。这样，只有好的意图才能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行动的实际目的是否真的实现，很多时候都不重要。因此，绿色的道德外表无法隐藏灰色的行为中。 　　“绿色”气候和“灰色”可持续发展 　　在我们日常的语言和媒体的报道中，“减少碳排放”（气候保护）、“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是一系列等价交换的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冲突和矛盾。碳减排是绿色环境保护（低碳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但是，德国关于气候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争论很久以前，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气候活动家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着。随着为气候保护提供猛药的协定的发表，这个争论迅速升级，问题的焦点在于可再生能源和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张力。 　　在执政党一致发表的第二天，德国的《世界报》报道了气候和环境问题的波扬诺夫斯基首席记者，以“绿党是环境保护党的终结”为题发表了长篇评论文。从文章标题可以看出，作者认为绿党气候新政会对环境和物种的多样性造成威胁。绿党从建党开始就挂起了保护环境的旗帜，但是环保的议题却不得不排出碳。新协议将物种保护作为“红线”再次确认，“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任务，也是道德义务”。但是，这条“红线”在新协定中仍应位于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可再生能源的扩大是“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最高政治优先事项，其地位高于所有其他社会目标。放在可再生能源前面的“必须消除所有的障碍”。波扬诺夫斯基认为，这一高尚的宣言正式宣布绿党从环保党向气候党蜕变。绿党爆发了气候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冲突的信任。 　　风力涡轮机是这个冲突的焦点之一。为了达成碳中和的目标，假设总能源消耗不变的话，将来在德国必须设置10万台以上的风力涡轮。这是现有数量的3倍以上。2021年，四分之三的涡轮被建设在北部的四个联邦和北威州。由于南部自然风力相对较小，各州风力发电的扩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绿党制定的目标。去年，在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巴符州和拜仁州，只设置了28台台风和8架台风。为了实现政权协定2%的土地用于风力发电站建设的目标，拜仁州的苏德尔州知事希望在原始森林内建设风力发电机，因为没有与居民区的距离要求。向“不得已”森林的扩张反映了风力发电对两个环境的致命威胁。首先，风力发电站过度消耗土地。2021年底，德国停止了3个核电站。据法国电力公司主管核电站部门的雷文德夫斯基董事估算，这三个核电站所能提供的电力需要相当于慕尼黑1.5倍面积的风力发电站来补充。其次，大型风力涡轮是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的杀手。路上很多风力涡轮被配置在鸟类移动的飞行路线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德国至少有30万只蝙蝠撞上涡轮叶片而死。这也造成了一些蝙蝠种群的稀疏。欧洲法院在2021年作出了关于物种保护的里程碑式的判决。物种保护不是对物种群的保护，而是对濒临灭绝物种的每个个体的保护。这个判决成了绿党扩大风力发电站的障碍。哈贝克呼吁改变现状：“自然保护实际上是与集体有关的，不一定是与单一动物有关的。”。哈贝克先生的这一说法，只是为了消除保护主义者对风力发电的扩张带来的障碍，对于受到涡轮威胁的濒危物种群，没有明确的保护方案。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终极任务面前，暗示着物种的保护会有一定程度的牺牲。 　　鸟群飞过风力涡轮 　　保护主义者，例如德国自然保护协会（NABU），喜欢用比喻比喻生物多样性系统的图像来反驳。这个网围护着我们，个别的线头（种）被切断了的话，网不会马上被撕裂，其他的线头可以承受追加的负荷。但是，达到临界点的话，负荷太大的话，网就会被撕裂。因为无法预测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临界点，所以有为了保护每个物种而奋斗的价值。另外，完整的生态系统可以储存大量的碳，为克服气候危机做出积极贡献。自然碳每年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近一半。长期致力于抵抗风力发电造成的生态破坏的阿普尔博士，在德语中特意区分了Forts和Wald这个“森林”的单词。前者指大规模的植物种植园，后者指复杂的生态系统。原始森林无论在碳汇兑功能上还是在生态多样性的保存上都比种植园优越得多。另外，海洋的海藻类植物储藏二氧化碳的能力可能还不为人所知。1公顷的海藻吸收的二氧化碳是约10公顷的森林数量。海洋氧化和氧含量下降，大规模海上风力发电站的建设危害了海洋对气候的调节功能。保护海藻草场、沿海湿地、含腐殖质的土壤和泥炭地是避免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环境保护主义者质疑，德国各州政府不仅缺乏保护这些高碳汇兑潜力的生态系统的能力，还大力推进了破坏这些自然碳汇兑资源的新能源技术。即使无视生态的破坏，这些新的风力涡轮和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哪一个更优秀，哪一个更差还是未知数。德国弗利布鲁克大学公法学荣休教授穆斯威克于2019年发表了题为《气候保护与环境保护的冲突》的文章发表了题为“法兰克福报告”。。他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关于子孙的责任，国家在宪法秩序范围内通过立法，依法由行政和司法机关保护自然生活环境和动物》）。“国家对风力能源的支持是违宪的。”坦率地指出。穆斯威克认为，气候保护和环境保护必然不矛盾。因为气候保护也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环境。但是，“气候保护的手段肯定会和环境保护发生冲突。对气候保护有利的手段并不是自动对环境有利”。因此，只有在大规模的扩展风力发电避免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好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大于环境破坏的情况下，这种扩展符合基本法的精神。但是，在欧盟的碳排放框架下，这样的利害关系无法平衡。因为欧盟每年允许的碳排放总量是根据欧盟法律规定的。德国电力公司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节约的碳排放指标，可以流入欧盟碳交易市场，在其他国家的煤炭发电站购买这些碳排放证书。虽然德国国内的碳排放量减少，但欧盟的排放总量不变。因此，德国风力发电的扩张在避免全球变暖方面并没有带来利益。德国的自然环境破坏很明显。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3年发表了他的名文《技术的追求》。本文将现代技术视为“穷追”，自然提出野蛮要求。现代的风力涡轮机把风力能源作为为人类的目的服务的携带品。作为古代技术的风车，没有使用风力能源，而是将风埋入周围世界。绿党把海德格尔作为精神领袖之一，但肯定是在为能量转换而生气。风力发电机不仅穷追自然，还破坏了自然景观和当地社区。 　　有趣的是，风力涡轮（减少碳排放）破坏了生态环境的“绿化”，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加速了世界的“绿化”。根据美国宇航局（NASA）的观测，1982年以后，世界的植被覆盖率增加了相当于两个美洲大陆的面积。2016年《自然》杂志发表的另一项研究说明了这个大面积的绿化现象。研究人员使用多个全球生态模型进行的模拟实验表明，二氧化碳施肥效应在所观察到的绿化趋势中起着70%的作用。二氧化碳施肥效果说明了热带地区大部分的绿化倾向，同时气候变化也导致了高纬度地区和西藏高原的绿化。另外，更温和、理性的气候变化研究者（在现在的极化政治讨论的上下文中，气候活动家们称之为“气候否定者”），德国的瓦伦霍尔特（Fritz Vahrenholt）和丹麦的朗伯格（Bj我们收获更大、营养成分更丰富的西红柿、水果等。 　　可再生能源的扩张不仅影响了生态，还挑战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20年，由于COIVD-19疫病的影响，整个社会都大幅停滞，那年德国首次达成了减排目标。但是，随着生产和日常生活恢复正常，德国的碳排放意外地再次上升。德国智囊团Agora Energiewede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德国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四分之一，天然气发电增加了15%，褐煤发电增加了36%，硬煤发电增加了44%。当然，能源专家说明，COVID-19的封锁结束后，德国的生产消费激增。另一个原因是当时自然风力不足。2021上半年，风力发电比2020年同期减少了四分之一左右。在此期间，海上风力发电也减少了16%。由于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不稳定，很多能源专家质疑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能否为现代工业社会提供稳定的能源。美国环保运动的先驱Muray Bookchiin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合成环境》中承认，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是将现代工业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型。绿党用反海德格尔的方法，回到了海德格尔理想的“农业社会”吗。 　　从2011年开始，德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能源转换过程——同时淘汰核电和煤炭发电，用太阳能和风能填补这一能源的空缺。2011年的原子能发电和煤炭发电满足了德国近三分之二的电力需求。到了2021年，核能发电的比例下降到13%左右。2021年初，不顾德国绿党的反对，欧盟仍提出将天然气和原子能列入绿色能源清单。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导致德国能源不足，绿党仍坚持着他们的建设党意识形态。他们比起核电站更想延长“肮脏”的煤炭发电站的使用期限，但计划在2022年底关闭剩下的3个核电站。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动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数据，核电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风力能源，比太阳能低2.5倍，比天然气低40倍，比煤炭低70倍。无论是COVID-19危机（根据Our World in Data提供的防疫措施严格的指数，现在德国的防疫措施远比其他欧盟国家严格），还是在核能发电政策上，这次新联合政府总是走着与欧盟不同的独特道路。 　　欧盟各国的防疫措施是严格的指数图，德国遥遥领先。图表来自Our World in Data 　　德国的核恐怖事件记述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早期的天然气游说小组为了占据更多的能源份额，夸大了原子能的危险性。随着绿党和环境保护组织的进一步抬头，反核和恐怖主义在德国成了宗教。这一恐怖事件自2011年福岛事件以来达到了顶峰。畅销书《本周的恐怖。为什么我们总是害怕不该害怕的事情？》中，点蒙工业大学统计学荣休教授克雷默特别指出，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没有国家像德国那样歇斯底里地讲述“世界末日”。歇斯底里是德国特有的现象，认为提出了有趣的问题，德国人是恐慌制造者吗。 　　当然，所有的反核者都在担心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但是，根据Anil Markandya教授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研究，与其他传统能源（煤炭和石油）相比，原子能发电对人的健康影响最小。此外，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每次生产粗瓦时，原子能发电的0.07人死亡，煤炭和石油分别造成25人和18人死亡。 　　根据华尔街日报2019年的社论，德国的能源转换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能源政策”。因为德国在不确定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上投入了很多补助金，彻底放弃了可靠的核电站。文章的最后，作者认为“默克尔的继承人将为这种愚蠢的绿色动画画上休止符”。但是，与期望相反的是，哈贝克副首相、日耳曼语言文学博士一直在发送“德国、冬天的童话”。 　　2019年，德国《明镜周刊》以“德国在可再生能源道路上失败了”为题制作了长篇封面报道。在本文中，作者主要质疑了风力涡轮和高压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在环境保护抗议和工程审查、批准的过程中，官僚主义盛行，有可能导致两德统一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项目——能源转换的流产。2015年至2025年，德国政府将向可再生能源投入超过5000亿欧元的巨额资金。另外，作者还推测到2050年德国将向风力能源和太阳能扩展项目投入3兆4000亿欧元。但是，可再生能源在德国发电量的比例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2021年的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与2020年相比发电量的比例分别减少了14.5%和5%，但硬煤上升了30%，褐煤上升了20%。另外，风能和太阳能在电力供给中占有较高的比例（45%），但是在德国的总能源供给中绿色能源的比例仍然非常低，为6.6%。 　　《明镜周刊》在报道“失败”的时候，只说了德国的可再生能源的扩张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他们回避了更令人尴尬的问题。德国在能源转换方面做了全欧洲最大的投资，但德国的电力生产依然是全欧洲最“肮脏”的一个。德国每次生产电时产生的碳排放量都超过了欧盟的平均值，远远超过了核能友好型国家法国。在法国，核能提供了全国电力需求的70%。另外，德国的电力成本也压倒欧洲。德国民用电价自2018年超过丹麦以来，一直保持在欧洲首位，远远超过法国（德国民用电价比欧盟平均值高45%，是波兰的2倍，是荷兰的3倍）。政治家和气候活动家说“这是转换能源的阵痛”“气候保护不是免费的”等等。 　　在欧盟（EU）各国每次生产电时产生的碳排放量的趋势图中，图中的3个曲线分别代表德国、欧盟的平均值、法国从上到下。 　　德国能源转换的低效率和高成本不仅反映在高电价格上，还反映在高排放削减成本上。根据二氧化碳排放协会（CO2 Abgabe e.V.）的二氧化碳排放削减成本计算，陆上风力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削减成本约1900欧元/吨，太阳能发电约1874欧元/吨。在电动汽车领域，减排成本估计为1100~1200欧元/吨。但是，根据假设具体的计算结果不同。但是，它显示了基本的减排成本水平。如果从目前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市场价格30欧元/吨来看，新能源的减排成本至少要比二氧化碳市场价格高40倍。根据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019年的评价，德国的气候和能源政策规模较小，效率低，对预期的二氧化碳排放削减几乎没有贡献。 　　从提供稳定的能源供给的观点来看，从财政可行性的观点来看，现在在德国进行的可再生能源实验的合理性是令人怀疑的。但是，政府仍然在全力推进。很多人都有从大虐杀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的根本动机。德国《商报》（Handelsblatt）的卢塞尔记者说，“德国人最终从20世纪的世界破坏者变成了21世纪的世界的救世主”。历史学的希弗勒教授在讨论的小书《德国的末日》中说，德国人完全消除罪恶感的唯一方法就是破坏德国民族，妖魔化自己，这是德国独特的特性。“能源转换”为他们创造了回到罪前一个时期的幻想，即工业革命前使用的可再生能源。 　　但是，无论是气候活动家还是绿党，他们都必须面对尴尬的问题。德国必须设定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严格的气候目标，树立反对全球变暖的榜样。这应该对子孙有利。绿党最有道德号召力的口号是“我们不是这样自私，而是为了我们生活的享乐，剥夺了下一代生存的权利”。但是，计划中的德国能源转换给未来带来了无与伦比的高成本和政治风险，新的联邦政府只是想把能源转换计划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负担转嫁给子孙。绿党的另一位精神领袖哲学家乔纳斯（Hans Jonas）在他的责任伦理学中提到过对未来的责任。绿党的气候政策又背叛了他们的另一个领导人吗。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