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镛

　　根据史籍记载，唐代渤海传世文献中有关史事的记述极其简单、不同。《旧唐书》、《本府元龟》等书主张东牟山是桂娄的故乡。《新唐书》《五代会要》中东牟山还没有其他能直接判断两种说法是非的资料。尽管如此，这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唯一一个考虑渤海政权初期政治中心的文献线索，有关研究无法回避对东牟山地望的议论，多数是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立论，无法确认存在各种说法。考古新发现在东牟山地望和渤海政权初期的政治中心探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揭示新的线索，引起了新的争论。 　　首先，在元明的《一统志》中第一次看到了关于东牟山地望的记述。元明的“一统志”系统引用了《新唐书》的《满洲源流考》卷《原一统志》，“沈阳路，本曹315019.；娄故地。渤海建定理府，都督沈，定二州。这是沈州地……沈州为了兴办辽军，又为了弄清德性”东牟山在沈阳路采娄故地。《明一统志》指出，东牟山是沈阳卫东二十里、唐高宗平高丽、渤海大氏是众保杨保隆的《新旧唐书“渤海传”考弁》（《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二期），是大祚荣部众先东保桂娄的故地，据东牟山说，此后，牡丹江上游沈阳东郊的天柱山在明以前就被称为东牟山我认为是大祚荣的“分王高丽之乡”的东牟山。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传世元明的《一统志》古典论说成为少数派，近代以来形成了以敦化龙头山为中心的考古文献双证据链，敦化地区的牡丹江上游诸说成为主流。 　　其次，东牟山在敦化地区的牡丹江上游有各种说法。经过考古学-文献的双重证据结合的推进，这个学说现在成为比较主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 　　一个是李氏朝鲜实业家丁若瑄；他在《我国疆域考》卷五中“中京者，旧国是上京南三百里，东牟山下……今镜泊湖南二百里有额敦山，其高度在六十里，虎儿哈河西，此域是东牟山……或是奥娄河的木壁处，中京也在这里。”。附在《渤海国图》中，东牟山被标记在现在的敦化西南牡丹岭一带，与清代的额敦山位置基本一致。丁若瑄的学说并没有广泛流传，敦化和牡丹江上游诸说中影响最大的是敖东城-六顶山说。 　　第二种说法是东牟山位于敦化敖东城。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渤海建国地方考》中指出，“如果高丽灭亡，率众保娄东牟山，曹廷杰仍沿袭“沈阳”为东牟山的说法，但对渤海立国的敦化观点有很大影响。后世多在敦化敖东城附近寻找东牟山，也有学者误以为是曹廷杰提倡东牟山，在敖东城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敦化敖东城附近的六顶山古坟群中发现了渤海初期的贵族墓群，出土了贞惠姬墓志铭（王承礼、曹正加迪马尔《吉林敦化六顶山渤海古坟》、《考古》1961年第6期）。对牡丹江上游考古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如王承礼的《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考古》1962年第11期等）。这些都使学界认为六顶山及其附近地区是渤海初期的政治中心，进一步巩固了曹廷杰观点的考古资料基础，之后的研究几乎都在探讨该地区哪个遗址的所在地是东牟山。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集·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考古学，牟东山被认定为六顶山和敦化城附近的山城。1980年代，刘忠义的《东牟山城在哪里》（《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和刘忠义、冯庆余的《渤海东牟山考》（《松辽学刊》1984年第1期）两文结合方位、英里、自然环境和文献记载、实地调查，提出敦化城山子山城是东牟山这个观点曾被学界普遍接受。 　　最后，相信“旧唐书”系统“桂娄故地”，认为东牟山在延吉盆地。这个说法在初期并不占优势。随着近年东北图达江流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以前解开了敦化说的双重证据链，东牟山在延吉盆地说中再次受到关注，相关争论进入了新的阶段。 　　以前，历史学家曾提出过相关假设。鸟山喜一《渤海史上诸问题》（《渤海史上诸问题》，风间书房1968年版）结合桂娄的历史地理渊源，与《太白山东北》等文献相结合，认为渤海政权初期的政治中心是延吉盆地波河的西古城子，东牟山也应该就近寻找。王禹浪、都永浩的《渤海东牟山考阀》（《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二期）认为东牟山在现在的吉林延边磨盘村山城（旧称城子山城），建议忽汗、奥娄河分别是现在延边的布哈通河和海兰江。这个学说根据文献的记载大胆的假说很多，东牟山 　　21世纪以来，随着渤海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活动越来越深入，延吉盆地和周边地区渤海初期的历史遗迹发现比敦化的“渤海遗迹”丰富得多，特别是龙西古城遗址、延边磨盘村山城遗址在2002年、2020年被选为全国十大考古学新发现后真正动摇了对东牟山和渤海初期政治中心敦化的普遍认识。 　　这样的转换也经历了认知的过程。吉林大学边境考古研究中心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2-2003年发掘了敦化敖东城和永胜遗迹，发现这些“渤海遗迹”实际上与渤海初期的都城无关，有很多金代遗迹。（《吉林敦化敖东城及永胜遗迹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边境考古研究》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04-2005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在延吉盆地范围内发掘了龙市龙海王室贵族墓区（《吉林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6期）。2010年，吉林省文物局发掘延边地区的古代边壁遗迹，形成于渤海政权初期（吉林省文物局《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更重要的是2013~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延吉和图们交界的磨盘村山城连续8年进行主导考古发掘，确认该遗址初期文化阶段约为7~8世纪，遗留标准等级高，年代相当于城墙建设开始年代。据推测，这个地方是大祚荣东奔、东牟山居之立国之地。（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文荣、徐廷执笔）：《吉林省图达市磨盘村山城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20年12月4日第7版） 　　王培新近年来对延吉盆地渤海文化遗址的新发现十分关注，认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渤海初期王城敦化的说法主要是由于文献记载简化而产生的误解，受到当时渤海考古研究水平极限造成的遗留误判的影响。在吉林敦化一带寻找渤海初期的王城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渤海前期的政治中心可能在龙西古城一带。（王培新《渤海初期王城研究的一些问题》、《中国边境史地研究》2013年第二期）之后，综合考虑了磨盘村山城渤海初期文化遗址和延吉盆地、海兰江河谷盆地等类似文化遗址，《保桂娄故地、东牟山说，筑城居》渤海初期王城在磨盘村山城提出了假设。（王培新《磨盘村山城是渤海初期的王城假设》，吉林大学边境考古研究中心编《新果集（二）：林 　　综合来看，唐代东北渤海政权初期关于立国的地东牟山地望的探索面临文献不足的状况。古时候的乡土文献和史学家大多默认19~20世纪之交，东北城镇、交通结构从古代渤海地理继承下来，没有大的变化，对古代文献的片言和清末东北市镇、交通配置进行了对照推算，没有可靠的实证基础，模棱两可的见解频频出现，甚至没有定论。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活动的推进，揭示了渤海古代文化遗留的充分布结构和清末民初史地学的地理构造有很大的不同，原本看上去就很适当的说法也不断被挑战，启发学者探索新的可能性。这样，关于古代渤海国史认知的视野和方法不断发展，知识持续更新，相关研究和认识仍在道路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出典：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孙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