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查会议在客厅 再来一碗

　　一个会场突然被搜查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共产党国际代表马里恩、尼克斯基也出席了会议。马里恩和尼克斯基在会议上热情地打了招呼，李汉俊、刘仁静担任了翻译。 　　开幕会上，代表们具体讨论了大会的议程和任务，首先一致确定了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情况，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的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7月24日，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25日、26日，休会2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虽然进行了一些准备，但由于人员分散、时间紧迫，所以无法事先起草代表们讨论的会议文件。根据马林的建议，由张国璋、董必武、李达等组成起草委员会，决定在两天内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 　　7月27日、28日、29日3天分别举行了3次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大家分别陈述自己的意见，互相讨论，有统一的认识，又有激烈的争论。 　　代表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以及最终的奋斗目标得到了共识，但是对于南北政府（当时广东政府和北洋政府并存的争夺雄，通称南北政府）的看法，在共产党员在现政府是否能成为官员等问题上有很大差异，会议没有得出结论，之后再进行讨论。 　　7月30日晚，在代表大会上举行了第六次会议。按照预定，这次会议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发表演说，就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意见。然后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晚上8点多，会议刚开始，一个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汉俊的住宅，拉开窗帘，环视坐在室内的人们。这个陌生人突然出现了，引起了大家的警惕，立刻问他在干什么，来的人含糊地回答找社联的王主席，然后又说走错了地方，说对不起，急忙离开了。这附近有社会联合会，这个组织里既没有议长也没有姓王的人。 　　玛丽恩有长期秘密工作的经验，警戒心很高，在询问情况后，机警说这个人肯定是“包寻”，提议马上中止会议。大家赶紧离开这里，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个人。 　　十几分钟后，从法租界巡视室派来的两辆警车在望志十字路口停了下来，车上10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3名法国警察带着4名中国间谍进入室内，但法国警察一行在搜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不得不转移到嘉兴南湖。那么，突然入侵的中年男性是什么人呢。他又是怎么找到大会场的呢。 　　经过多年的考证，闯入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3年私塾。程子卿在租界巡游房屋期间，做过有益的事。1949年以后，宋庆龄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后，没有被关进监狱。1956年，程子卿在上海去世。 　　但是，程子卿侦察一大会场的理由，至今仍有诸多说法，令人无法接受。 　　大麻因子说 　　根据中共代表的回忆，被搜查的是4人，2人是因为Marine而被搜查的。张国璋说：“当时我们保守秘密的观念很弱，可能是在博文女子学校举办大会的时候被刑警警告了。即使在李家举行，也逃不掉他们的耳目，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会一网打尽，所以在马林和尼克斯基参加的时候就动手了。”。陈潭秋的回忆近似于张国璋之说。“据我们的推测，侦探之所以发现我们的会议，是因为博文女校追踪了”。李达回忆道：“大会场之所以被搜索，是因为马林先生用英语大声演讲，多次说中国共产党，被法国的巡警听见了。”。董必武说：“为什么会在会议上被敌人发现呢？那时，外国人居住的中国人不多，国际代表马林先生进来的时候，有人跟着进来了。”。以上的回忆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推测，没有根据。 　　之后，学者任武雄先生发现了资料，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大会场之所以被搜索，是因为已经查明了玛丽恩的去向。 　　马里恩、荷兰人、本名亨德里克斯内弗利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在荷兰殖民地爪哇进行革命活动，1919年被爪哇当局流放。1920年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3月，因共产党国际命令离开莫斯科前往上海，经由维也纳获得中国签证时被逮捕，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被释放。维也纳当局统一通知了他要去的国家。因此，海洋从欧洲到上海，沿途都受到了严格的监视。荷兰领东印度政府与荷兰的上海总领事馆密切联系，随时向上海英法租界当局通知了他的情况。这件事在马林1922年7月11日写在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书中有详细说明。 　　此外，根据荷兰外交部的几份文件，1921年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给上海荷兰总领事的信中说，斯内弗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基拉”号抵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酒店，并冒充安德烈。7月14日从南京路东方酒店出来，住在麦根路32号公寓里。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玛丽恩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在英国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下。7月30日晚上，玛丽在李汉俊家开会，被狙击。马丁和大代表离开李汉俊家后，巡警前来侦查，尤其是李汉俊、陈公博。那两个外国人是谁，因为在警察的心中有疑问。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也认为，玛丽恩在维也纳被捕后，玛丽恩的中国之旅明显受到怀疑。到了上海后，警察也没有放松他的监视，各国警察经常通报住所等信息和一些往来的信中也透露了这一消息。玛丽注意到了这一点，采取了通过他人发送信件和电报等措施。马林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时期行动的警察资料还没有被发现，但是马林在会议中被盯上的可能性很高。租界当局一定在密切监视海军的行动的同时，意识到共产主义者将采取具体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场被搜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古尔斯基也参加了大型会议。 　　突然注意到 　　学者朱华否定了“海洋要因说”，认为程氏偶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会场。也就是说，程氏在向大会场旁边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会议于48小时前通知警察的命令时，无意中发现了会场。朱华以前认为程子卿能发现会场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门弄错了。第二，听了106号外国人的话变得疑神疑鬼，强行侵入。但是，根据资料，程氏误入会场是因为弄错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 　　7月2日，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上附上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专业介绍，其中，该会本部位于“贝拉路106/108号”，很可能是“贝拉路树德里106/18号”李书城、李汉俊寓所的误记。首先，这两个确实是相通的，所以“106/108号”的写法很符合这个现实。第二，根据《警务日报》的消息，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后，会所至少转移了4次，1920年6月，设置在凯尔路15/16号的本部受到过租界巡捕房的封锁。7月11日至18日，《警务日报》四次提到全国各界联合会，没有明确地址是“树德里104号”，只写了一次“望志路白俄罗斯十字路口”，7月25日以后，一提到这个组织，就不讨厌详细的地址而写了下来。因此，7月18日以后，全国各界联合会搬到了“树德里104号”。在此之前，我可能暂时借过李书城寓所。情报不是那么及时的法租界警察弄错了程子卿的门。李书城有借寓所给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可能性，这并不是随便想象的。因为两者之间确实有政治关系。 　　1921年8月1日，据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报道，当时租界警察密切监视着相当活跃的社团全国各界联合会。本部位于法国租界的“望志路104号白俄罗斯十字路口的树德里104号”。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政治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洋政府，但法租界当局为了支持北洋政府，向全国各界联合会派遣程子卿，传达了必须在48小时前通知警察小组会议的命令。另外，7月2日的警务日报还误以为“树德里106号到108号”是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所以程氏不知道联合会是树德里104号还是106号到108号。我在树德里找联合会的地址，在106号客厅听到外国人说话的声音，进去看了看大会场。某位代表陈潭秋回忆道：“李汉俊先生去客堂问他。他说是找了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把家搞错了，对不起，就下了长长的楼梯。”。这表明程子卿没有说谎，确实把望志路106号作为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误入会场。 　　法律租界警察下达取缔集会条例的命令，被认为是针对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和中国共产党。但是，朱华从资料上看，法租界警察当时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防止社团活动，这个措施也瞄准了社团活动。7月24日早上，程子卿等法租界巡捕房侦探前往白俄罗斯路同益里5号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本部，48小时前给通报者写信，并表示必须得到批准，因此阻止了该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当时，由于围绕法律界的中国侦探人数很少，共计6人，为了更有效地抑制大众运动和社团活动，法律界当局在阻止在日学生救国团会议的成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布了这种蛮横的命令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公共租界在1920年4月下达了基本相同的命令。 　　因此，可以断定租界警察7月30日晚上的行动没有特定的目标。正因为如此，程子卿找到大会场的时候，暂时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找人来取。这次往返之间的时间成为了大代表们逃脱的机会。 　　程子卿其人其事 　　1926年进入法国巡查室的薛耕莘先生说，听上司程子卿说过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事。薛耕莘回忆到20世纪30年代末，程子卿和他谈话，1921年在李公馆进行搜查。我只知道当时外国的“红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了会议。首先进入李公馆进行搜查的是程子卿。薛耕莘说，程子卿是江苏省的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3年私塾，之后在镇江米店当了弟子。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16家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认识了上海黑帮会的头子黄金荣等人，拜了他们，被称为“程老三”，是青黑帮“悟”字世代的人物。1905年，经过黄金荣的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查室巡查。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说，为什么要去租界的巡视室工作呢。原来，在米店不断地拎着米包，他掌握了人的腕力，这正是巡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第一次进行巡捕，之后晋升为刑事科政治队的侦探长。这个政治团队专门处理了法律租界的政治事件，组长是法国人的猴子礼。随着法律租界政治事件的增加，这个政治团体后来扩大到了政治部，程子卿担任了政治部的主任。 　　薛耕莘有一个习惯，重要的见闻必须记录在笔记本上。他和程子卿当时的故事也写在了笔记本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薛耕莘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容。那个笔记本现在也很有可能保存在相关文件部门。薛耕莘说，作为法国租界的华人巡警，程子卿和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大势力之间。程子卿在租界为共产党、进步者、国民党左派做了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之间，程子卿先后收到7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附有子弹。程子卿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被刺伤过。此后，程子卿上下班的时候，法租界的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半年，在抗战爆发之前平安度过。 　　薛耕莘说，1949年以后，程子卿发现有被逮捕的可能性，向宋庆龄求助。程子卿在租界做围绕房子的工作的时候，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逮捕，经过宋庆龄等与他“沟通”释放。像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说明了，程子卿也没有被逮捕。1956年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薛耕莘在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对那里的法文文件很了解。例如，政治事件被分类为“S”类，捕人报告被分类为“R”类。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场的搜查，考虑有可能用租界的巡视住宅的当时的“S”和“R”类的文件调查正确的原始记录。 　　——摘自《党史博览会》2013年第8期 　　作者：徐云根 　　编辑：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