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ration Z ～日本毁灭，无需等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方钦 　　《惯例：哲学的研究》，《美》大卫•刘易斯著，方钦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203页，78.00元 　　《权利、合作与福祉的经济学》，[英]罗伯特·萨格登著，方钦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294页，98.00元 　　2021年初，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1941-1001）的《惯例：哲学的研究》（Convention：A Philosophical Study，以下简称为“惯例”）的译本终于登场了。年来，罗伯特·萨格登的《权利、合作与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Rights、Co-operation and Welfare，以下简称ERCW）的再翻译完成。现在也许是为这两本书写点什么的时候。 　　1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制度的分析落后。 　　制度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此前经济学家确实对制度现象进行了说明和探讨，但将“制度”明确为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从而形成思潮和学派是HCMC的传统创见。其中H是指汉密尔顿（Walton H.Hamilton1881-1958），1918年美国经济学年大会上首次使用“制度经济学”（institional经济学）这个词，提出了“经济理论的制度研究方法”。C是指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1884-1963），他是著名经济学家J.B.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的儿子，一生中研究的兴趣易变，最受关注的是市场经济的动态过程——经济周期，晚年转向了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M是指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1874-1948），他是范伦布（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思想的主要继承人，最突出的贡献是通过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验证和发展范伦布晚年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为此成立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后的C是指Commans（JohnR.Commons，1862-1945），4个人中他的制度理论体系最完善，主要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展开的经济秩序研究。 　　HCMC的传统开创了美国的制度学派，即国内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旧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ional economics，OIE）。但是，这个学派不仅仅是“过时”，理论的反复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现在也活跃在学术界，尝试吸收最近的认知经济学、行为、实验经济学等最尖端的知识。2000年，作为制度学派的核心人物的霍奇森（GeoffeyM.Hodgson）发表了一篇与《宣战檄文》相近的论文，称制度学派代表着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只是，从他给予的制度研究的5个议题来看，和哈密尔顿1918年的观点相比，没有什么新的意义。 　　美国的制度学派最大的问题是其理论的内在矛盾性。“进化”是这个学派的思想“硬核”--社会制度永远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但是，仔细考察这个学派的观点的话，就会发现存在着习俗的进化和技术的进化这两个意义上的进化。 　　习俗进化的思想由德国历史学派继承，属于黑格尔主义哲学思潮在社会科学中的具体应用，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精神进化的历史，在现实中作为各种特殊的经验事实来表现。由此，可以提出不一般化的经济法则，特定的社会有特定的发展模式。 　　技术进化的思想来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是从van ble的观点--整个社会在技术驱动下表现出优胜劣败的过程。由此，人类社会存在一般化的经济规律，特别是周期性的经济发展规律，不同社会的具体发展模式不同，但背后却受到同一法则的支配。 　　两者比较后发现，前者的主张不存在一般化的理论，只有特殊的经验事实。后者主张通过经验事实来验证一般化的理论。看似两个一致，但实际冲突的思想却共存于美国制度学派的核心概念中，注定无法构建理论体系，能够经得起逻辑推敲。因此，科斯（Ronald H.Coase1910-2013）认为，“美国的制度学派学者不仅没有理论，而且违反了理论。特别是在论述古典经济理论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除了记述性的材料被整理、燃烧以外，其他什么也传达不到。”。这个评价虽然很严厉，但是说的话并不空洞。 　　19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tional economics，NIE）诞生，只有急速发展，才使主流经济学界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融入主流经济学的过程，微妙且复杂，在此不作后述。唯一需要指出的是，主流经济学界接受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如Cos所说的那样，新制度经济学者将“没有发明新的经济理论……使用标准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制度的运营和制度在经济运营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本质上属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自我更新。 　　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理论之间存在的这种天然的亲缘性，在融入主流经济学后，Cos逐渐背离了当时提出制度研究的初衷——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 　　以威廉森（OliverE.Williamson，1932-2020）的“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tion const economics，TCE）为例，作为现在主导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其理论与新古典理论没有变化，只是基于传统的成本函数追加了交易成本函数。当时，研究序列经济的数理经济学者们，最初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一般均衡系统中导入了这样的“交易成本”，只产生了更细致的数理模型。因此，史比克（Martin Shubk，1926-2018）总结道，“我们提供了构筑‘真实的’交易成本……精致理论的真正宝藏，但与理解货币经济无关”。 　　现在，很多设计“最优制度”的研究，将制度分析和机械装置设计理论混同，不重要作为核心论题的“制度”，完全简化了削减交易成本的工具。真实世界的制度意义完全被剥夺了。 　　在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北朝鲜（Douglass C.North1920-2015）和威廉森明确划出界线，自己的制度理论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itional经济学）（new institional economics of history，NIEH）。对于北朝鲜来说，其理论和TCE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同时最让他烦恼的一点：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制度不是工具，制度不一定能降低交易成本。相反，看上去“效率低下”，交易成本极高的制度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类社会，形成了不同社会的长期发展倾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和改变这种制度呢。因此，No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曾设想过一些方法。例如，扩大“交易成本”概念的意思。更改制度的定义。将文化、心智等主观概念导入制度分析中。但是，所有的解决方案或多或少都有不足之处。追溯根源，为了解决北朝鲜的难题，必须彻底放弃以交易成本为中心的制度解释。 　　实际上，现在的经济学制度分析流派有完全不需要使用交易成本的概念的制度解释。这就是游戏论制度分析。 　　在这里，经济学制度分析导入游戏理论工具，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理论路径。一是经典游戏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第二个是起源于哲学界的惯例理论和进化游戏理论的结合。关于前者，萨格登先生说：“这些游戏理论家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制度，而是为了扩展游戏理论的应用领域。”。游戏理论制度分析的理论来源于后者。 　　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位学者，首先发现了在游戏理论制度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之间存在的“外表与神分离”这一点。他们把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称为“有形的手派”，将游戏制度的分析称为“无形的手派”。这里的“无形之手”是指该派的思想普遍遵循休姆斯（David Hume，1711-1776）和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的观点，将制度视为“自发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也就是说，制度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行为的结果。 　　游戏理论制度分析的理论基础是根据刘易斯的《惯例》一书确立的。具体的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是来自南登的ERCW。通过了解这两部著作的核心思想，可以对游戏理论制度分析的大概理论轮廓和它给我们的理论见解进行描绘。 　　二、二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惯例”这本书在经济学界是“奇书”。 　　20世纪中叶，作为英语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刘易斯的这把小试牛刀的作品在哲学界并没有特别闪耀。但是，在经济学界，尤其是90年代中期后期游戏理论制度的分析思潮兴起后，这本书的引用率直线上升，大部分相关文献都提到了刘易斯和他的“惯例”，尤其是其中关于“惯例”的定义。但是另一方面，对这本书的主旨为何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很少，甚至忽视了关于书中重要的“惯例”的近似概念的讨论。△刘易斯在游戏理论制度分析中通常使用“惯例”这个词，但是从这个概念的意义及其应用来看，与新制度经济学者使用的“制度”这个词相比，差别不大。 　　对于《惯例》这本书，经济学家这种重视与忽视共存的奇特现象，一部分原因必须归结于这本书本身。这本书作为游戏理论制度分析的基础理论的作品，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成荫”的结果。刘易斯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休姆斯提出的命题——语言是惯例。 　　这里涉及分析哲学界的重要争论，即“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之争。根据休姆斯的“自然”和“人为”的区分，“语言是惯例”，也就是说语言是人为的产物，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这是支持“人工语言”的观点。 　　但是，在刘易斯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位老师代表性地认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其主要理由是，语言作为惯例陷入“无限回归”的难题。具体来说，如果语言是惯例的话，语言不存在的情况下，会使用怎样的惯例来确立语言惯例呢。如果在语言不存在的时候还有另一种“元语言”（meta-languge），那么元语言惯例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怎样的惯例确立了元语言惯例呢。这样阶段性回归的结果是，获得的命题是语言不是惯例。 　　刘易斯认为上述论证存在致命错误。也就是说，凯恩等人将惯例与协定等同。这是根据我们一致同意的规则确立的协定，但实际上惯例不是协定。所以，为了证明“语言是惯例”，刘易斯首先要说明惯例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惯例到底是怎么来的。 　　人类使用语言是为了协调沟通，也就是说为了解决人与人交往中的协调问题，刘易斯的论证是从协调问题的分析着手的。 　　“协调”是人际交往行为中最常见的现象，市场交易的时间、地点、使用的交易媒介（货币）等，实际上是协调问题。以游戏理论通行的例子是道路交通。你和我走在一条狭窄的通道上，宽度正好是我们两个人并排通过的。这时，我们两个人都选择左偏右的话，就能顺利通过。不那样做的话，会发生冲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对方怎么选择，那怎么选择才好呢？ 　　在关于协调问题的分析中，刘易斯导入了游戏理论工具，这种方法受到了雪林（Thomas Scheelling，1921-2016）的影响。当时，游戏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处于发展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和摩根·斯汀（Oskar Morgenstern，1902-1977）的传统，即“冲突游戏”--行为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的状况--作为研究的重点。刘易斯关注的协调游戏和冲突游戏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合作游戏中参加者之间的利益不是矛盾而是一致的。在道路交通状况下，两个人顺利通过时，产生的结果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那么，人们如何解决协调问题呢？或者用游戏理论术语来说，如何实现游戏平衡？虽然当时受游戏理论发展限制的纳什平衡还没有成为主流，但刘易斯在分析过程中导入了“共同的预测”，首次提出了“共同的知识”（commonknowledge）的概念。 　　刘易斯认为，“利益一致”是指行为者所做的行为是对方所期望的。因此，解决协调问题，即实现协调平衡的必要条件是，行为者必须做出符合他人预想的行为，行为者即使预测他人也要做出符合自己预想的行为。在前面提到的交通游戏中，只有我预想到要去右边的时候，我才预想到要去右边。你预计我会去右边。也就是说，“我预想到了。”当共同知识的逻辑式出现的时候，我自然会理解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简单地说，一致的预期会导致行为者做出利益一致的行为，解决协调问题。 　　这样，当我们的共同预期一致时，我们可以解决协调问题。如果我们（我们自己或与我们相关的前人）重复类似的行为来解决类似的协调问题，经验的积累会稳定我们的交际行为，形成“行为的常规性”（reglarity in behaviour）。当一种行为的常规性出现时，我们的共同预期变成了共同的知识，共同的知识促使我们在固定的行为模式下解决特定的或类似的协调问题，惯例由此形成。 　　如果集体P的成员是某个重复出现的场景S的参与者，则其行为的一般R是惯例，并且在集体P的成员属于S的任何情况下，以下条件是真的，以下条件构成集体P的共同知识：。 　　（一）任何人都服从R。 　　（二）任何人都预期其他人都会听从R。 　　（3）在别人服从R的条件下，谁都喜欢听从R。因为S是协调问题，对R的一致遵守是S的协调均衡。 　　这是现在游戏论制度分析中引用率最高的惯例（制度）的定义。 　　关于刘易斯惯例的论证有3个注意点。 　　首先，通过导入“共同预测”，刘易斯实际上削弱了游戏理论的分析。他明确指出所谓的“共同预测”不是实际交往过程，而是个人独立制作的理性计算过程，回到了传统决策论的分析理路。 　　接下来，基于“共同预测”的分析包括另一个更重要的前提条件，即，要生成惯例的协调游戏，需要两个以上的协调平衡。如果游戏只有唯一的平衡，那么调整游戏的结果就意味着已经决定了，因为玩家不需要预想，只要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就可以了。所以刘易斯指出，特别是在协调问题只有唯一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这不是惯例。这和我们的选择无关。不是我们无论怎么做都必须那样做，而是某种事先安排好的“设计”。那个潜在的台词，人类社会的制度必须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既不是生物本能也不是机械运动的法则。 　　最后，为什么行为者能够形成一致的预测呢。与此相对，刘易斯提出了“显著性”概念，来源于谢林的“显著性”概念。所谓“显著性”，是指根据人类天生的类推能力，总结出前例的经验，能够提取出某种可识别的显著特征。由此，有助于达成具有不同喜好的行为者一致的共同预期，以解决协调问题。 　　以上是刘易斯惯例理论的核心观点。当然，在《惯例》这本书中，刘易斯详细分析了惯例概念的一些细节问题，将惯例与其他近似概念区别开来，最后具体讨论了语言是否属于惯例。这些内容不展开论述。 　　但是，刘易斯关注的是惯例的逻辑形式，需要指出这是“分析性”概念的应用。用刘易斯自己的话来说，游戏理论其实只是辅助工具，分析性才是他的主要武器，“分析性在所有有可能性的世界都是真实的”。因此，我引用了最具影响力的哲学理论——“现代主义”。模态现实论可以说是列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单子论”（Monadology）的20世纪版本，也被看作是平行宇宙理论的哲学版本，兼具形而上学的抽象美和形式逻辑的严格性。但是，对于游戏理论制度的分析来说，坚持分析方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现代游戏理论和经济理论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刘易斯50多年前提取的惯例定义依然有效。 　　三个 　　1986年，サグン的ERCW第1版发售。最初，这部著作波澜万丈，但当时利用游戏理论研究社会制度的形成，在经济学界是极其小的论题。但是，随着游戏理论制度的分析开始兴起，ERCW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本书的作者成为了引用率最高的现代10位英国经济学家之一。因此，从瑞典来看，ERCW就像“畅销”的产品一样，迎合了近20年来新兴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 　　ERCW的基本思想沿袭了休姆斯和刘易斯，主张惯例（制度）的形成是人们行为的结果。在ERCW的书中，サグン多次对比自己的理论和刘易斯的观点，指出了两者的区别。但是，近几年来，萨格登承认自己的理论接近刘易斯，在休姆斯和几个论题上意见分歧。 　　与《惯例》相比，ERCW最重要的变化或理论的开拓主要有以下六点：。 　　首先，Sagn的惯例理论将进化游戏理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全面应用。 　　进化游戏理论最初是由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1920-2004）率领的生物学家团队利用游戏理论研究动物的行动的产物，ERCW修正了这个理论，用于说明人类社会制度的生成机制。 　　第二，因为使用了进化游戏论，所以与古典游戏论不同，サグン的制度分析和路易斯的论证也不同。 　　实际上在ERCW之前，肖特（Andrew Schootter）出版了游戏理论制度分析的第一部著作《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ions，1981）。这本书引用了刘易斯的惯例定义，使用的分析工具是标准的古典游戏论。但是，萨格登认为很难用经典的游戏理论来说明制度的生成机制。仍然以上述节的交通游戏为例，根据经典游戏理论的假设，在给定行为者在不同战略的组合下获得收益后，最终获得混合概率的纳什平衡，例如“以50%的概率选择右侧，以50%的概率选择左侧”。从数理分析的观点来看，这个均衡也许有意义。但是，对于实际行为的选择，也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没有任何价值。对于参加交通游戏的当事人来说，混合战略意味着只能观察对方在右侧行走或左侧行走，最终结果是双方当事人用投硬币的方法解决协调问题：不存在任何惯例和制度。 　　进化游戏导入了游戏的不对称性。所谓“不对称”，坦率地说，就是游戏参加者发现自己和对方“不同”。这种“区别”可能是实质性的——例如，身高高胖、年龄、性别等，可能只是一种标志——我把所有其他人都标为B，把自己标为A。当游戏结构显示不对称性时，我们的行为选择逐渐稳定到特定模式。因为当我意识到“和我不一样”的人选择右侧的时候，我最好的选择一定是走右边，反之则是相反。这时出现了对应的道路制度。是走右边的惯例呢，还是走左边的惯例呢。 　　第三，在サグン理论的框架中，“显著性”所起的作用更加明确了。 　　从第二点来看，似乎南格登的论证完全没有用于“共同的预测”。实际上，“共同的预测”依然存在于理论中，在“惯例竞争”——或者游戏论用语中，存在于“多重均衡的消除”——的论题中。 　　如上所述，促进制度生成的游戏需要两个以上均衡。换言之，现实中真正实施的制度只不过是众多的可选制度之一。并且在特定条件下，潜在可行的制度可以代替现实制度：制度可以改变。 　　那么，特定的制度是从多少潜在的竞争者中选出的呢。更具体的问题是，像财产权这样的制度，为什么有些国家以时间前后为基准——选择“先到先得”，有些国家以实际占有为基准--选择“取得时效”。萨格登的回答是“显著性”。不同的行为者在类似的游戏中发现特定的不对称性，从而形成共同的预想，是因为行为者和对象之间存在着几个“显著的关系”。这些“显著的关系”有可能来源于遵循先例。数字1是“最小的正整数”，万里长城是“人类文明最巨大的建筑物”，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的山峰”，也许是出于“唯一性”吧。可能是因为容易被人类天生的类推能力所认知。 　　特定的“显著性”决定了特定的惯例，更容易进化。显着性的作用进一步明确了。相比之下，刘易斯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共同预测机制只不过是发挥了显著作用的结果。 　　第四，如果组合第二点和第三点，则与サグン的惯例生成过程有关的证明不依赖于共同的预测机制，相应地“共同的知识”也变得不重要，进而被“集合点”（focal point）代替。 　　在ERCW的理论体系中，共同知识起着怎样的作用，还不太明确。萨格登提到了这个概念，但并没有应用于他的进化游戏模型。几年后，サグン提出了集点理论。另一方面，文玛明确指出进化游戏不需要共通的知识，只需要点。 　　“集点”是指不同的行为者可以导致关注同一类或近似的显著性的这种性质或机制。用集约点代替共同知识可以处理在古典游戏理论框架下难以说明的交际行为现象，最典型的是“误解”问题。 　　从游戏理论的观点来说，游戏参加者对于游戏构造的认知不存在共同的知识的情况下，会产生误解现象，不能进行游戏。例如，游戏中，一方理解为围棋，另一方理解为象棋的话，两人就不能玩游戏。但是，在现实中，这种“罗生门”现象是极为常见的，行为者无需意识到彼此之间发生了交往行为，就能达成协调的结果。金子守（Mamoru Kaneko）曾经认为行为者中的一方在玩“性别战”游戏，而另一方则认为这个游戏是“囚犯的困境”，最终提出了双方能够达成唯一的纳什平衡的模式。金子守被称为“归纳游戏论”（inductive game theory）。 　　在サグン的集点理论中，显著性是指某种一般化的性质——因为“最重要”、“最喜欢”、“不同”，所以不需要具有实质性的内容，所以即使行为者不具备具体对象的共同知识，这些不同的对象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显著性-只要是指“集点”游戏可以实现平衡。特定的惯例也会进化。 　　还是以交通游戏为例，双方的参加者选择了“靠右走”，但各自的认识不同。一方在右侧行走是为了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只是习惯，没有注意到前面有人。这个时候，很难说双方都有关于交通游戏的共同知识，虽然很难说是有意识地在玩游戏，但已经达到了游戏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右走”的惯例在误解中也被强化。在那之后的20多年里，萨格登先生组织了很多实验，确认了在现实的交往行为中，不仅仅是集点存在，在特定的惯例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五，ERCW从合作问题的分析着手，扩大到产权和互惠问题，从而首次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游戏理论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 　　如上所述，刘易斯讨论惯例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分析哲学命题，因此他的研究只涉及调整惯例。在ERCW中，萨格登扩充了刘易斯的惯例理论，详细分析了社会交际行为中其他两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产权和互惠关系。 　　同样面对有价值的资源，大家都想获得却不能同时拥有：这是广义的产权现象。在协调问题是指行为者之间利益冲突程度较低的交际行为的情况下，产权问题覆盖了行为者之间存在真正利益冲突的交际行为。互惠问题包括必须制约自己现在的利益的情况。行动者通常需要选择“协助”和“背叛”两个选项。 　　为了解决协调问题而形成的协调惯例规范了人与人之间交往行为的相互影响。为解决产权问题而形成的产权惯例确定了有价值资源的归属。为了解决互利问题而形成的互惠惯例确立了人类社会的合作机制。综上所述，协调、产权和互利三个惯例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各个方面。通过解释这三种惯例的形成，初步确立了全面论述社会制度的游戏论制度的分析理论框架。 　　最后，萨格登以惯例的道德属性为重点进行了讨论。 　　现在，道德命题是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避免的问题。另外，刘易斯当时在论述惯例与规范（norms）的区别时，也强调了惯例没有道德属性。但是，在ERCW中，萨格登不仅深入探讨了惯例中所包含的道德性质，即“合作原则”，还特别强调“这个原则是道德规则共有的内核，这种道德规则常常围绕惯例而成长”。 　　人类社会的道德--严格来说是由一部分道德--严守惯例的行为而来的观点，一定会引起相当大的争论。ERCW出版30多年来，其所持有的道德论立场也确实招致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众多学者的批评：因为这种观点容易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因为可以在现实中执行的惯例只是许多潜在可执行的惯例之一，所以能够建立什么样的惯例取决于一系列主要的客观因素。那么，人类社会的道德也是如此随意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是当时的人们偶然选择了特定的行为模式吗。例如，在初期的社会，把在战争中被俘的人看作奴隶，把自己的食物杀掉是惯例，但是杀死俘虏可以说是“道德行为”吗。 　　严格说来，基于休姆斯哲学的所有道德论（撒格登的道德论是典型的人类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从休姆斯哲学的二分法中提出根本问题。但是，这是道德哲学的论题，在这里不展开。最重要的是，サグン强调惯例的道德属性，是为了论证惯例是“自发性秩序”。不需要外部的强制力，例如政府权力的介入，惯例可以得到自施。 　　根据萨格登先生所说，这种自我执行力的源泉不是现在社会偏好理论拥护者强调的“利他心”，而是基于休姆斯曾经论述过的功用增进和减损的利益判断，一旦确立了特定的惯例，遵循惯例的行为者每个人都有道义的权利有权利在道德上谴责违反规则的人。这就是サグン所说的“自然法”。将惯例提高到自然法的高度，是土著制度理论特有的内容，在其他游戏论制度分析的代表性学者中几乎看不到。 　　继萨格登之后，出现在学术界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例如Ken Binmore的第2卷《游戏论与社会契约》（Game Theory and the Social Contract，1994、1998）、Brian Skyrms的《社会契约的进化》（Evolu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1996）另外还包括Petton Young的“个人战略和社会结构”（Individual Strategy和Social Structure，1998）。通过这些研究，游戏理论制度的分析思潮正式形成，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纵观上述文献，除了理论关注点和分析方法不同之外，其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源源不断地被继承着。总的来说，从路易斯到萨格登，游戏论制度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基本确立了。 　　四个 　　科斯先生说：“现代制度经济学必须研究在人类自身，即真实制度的制约下行动的人。现代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应有的本来面目。”。基于游戏理论制度的分析所具有的理论立场（将制度视为自发性秩序；将制度现象还原为个人行为的常规性；强调制度是人们行为的结果并不是出于有意的设计），使我们通过另一个视角，更符合Cos当年所期望的观点也许可以观察和解释真实世界的制度现象。 　　例如，现在的网络流行语“内卷”（involution）现在被用作表示低效的恶性竞争状态的词语。但是，从游戏理论的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内卷实际上是制度依存型经济成长模式，或者是特定制度约束下的社会发展模式。所有业已建立的制度必然要经历内卷化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内卷现象随处可见。 　　制度本质上是由人们的行为的通常性形成的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人们之所以有选择这种行动模式的倾向，是因为他们符合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可以从遵从制度的行为中获得利益。但是，大多数人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作为经济学的另一个公理的边界收益减少的法则，马上就开始发挥作用。如果所有人都在特定制度框架的制约下遵守这一行为，那么从中获得的“制度分红”就会越来越少。 　　这时，出现内卷化趋势：我们知道调弦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但是如果制度变革成本极高，在维护旧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细调整不断争取越来越少的制度红利（甚至制度红利为零，仍然不想改革制度，只要维持旧制度的成本低于创新制度的成本），就成为替代性的下一个选择。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人类社会中有多少制度是不会累积回来的。多数是牛毛般的“规范化标准”--协调惯例、复杂而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产权立法--产权惯例、不合时宜的人情规则--互惠惯例，都不是制度内卷化的结果。正如萨格登所说“惯例确立后，这样的困惑就不存在了。为什么行为者会被其吸引呢？谁都想跟随它。因为其他人都是这样做的。不同的惯例对每个人来说是否更好，并不是行为者直接关心的问题。其他人都会这么做。”因为他没有力量改变他所拥有的一切。”这才是内卷产生的根本原因。 　　另外，基于游戏理论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有助于阐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 　　现在，说起市场，普通人可能会直观地联想到市场失去作用，政府介入，睡不着的垄断资本贪婪地夺走一切。 　　面对由于对市场经济的误解而引起的市场疑问声，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有必要承担重大责任。我们总是为了强调市场的“技术层面”，将市场解释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自动运行的价格机制”，解释其中的“技术细节”；无视市场的“制度方面”的情况很多。 　　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系列惯例——货币、度量衡、交易时间和地点的协调惯例。确定资源归属的产权惯例。建立维护合同关系和互利的惯例--组成的制度复合体。所以市场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性，有效的制度是所有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手段、价格机制--作用的前提条件。 　　如果把市场看作制度现象，很多经济学家将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供给的难题归结为“市场不起作用”，认为政府介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外部性”是个人行为产生的一系列相互影响问题，即协调问题、产权问题或互惠问题，可以建立和实施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系列制度约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可以正常运行。公共产品的难题是典型的互利问题，建立解决互利问题的合作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都是制度的问题。发生这样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失去了功能，而是因为维持市场经济运营的制度发生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介入不是必要的选择。即使需要政府的介入，其政策的有效性也取决于能否确立有效的市场规则并自行实施。 　　可以推论使“政府”和“市场”对立的争论也是误解。政府同样是综合性市场制度中的行为主体之一：在现实世界中，“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没有政府的市场也不存在，也没有代替市场的政府。 　　但是，政府作为市场行为主体，有将社会引导到特定制度的能力，必须注意这个能力的强弱有决定权力大小的其他行为主体没有的特殊性。 　　像自发进化的制度一样有很多选择，政府引导的制度也有很多可能性。也许会更好，也许会更坏。最典型的例子是经济学家讨论的禁止垄断的难题。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为了保护市场的竞争性，反垄断是必要的，政府应该在反垄断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自从1890年《雪尔曼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颁布以来，世界政府的反垄断立法和措施不断增加。垄断现象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严重。这是为什么？ 　　垄断就是垄断需求。由于垄断需求的技术门槛不高，现实经济中垄断现象随处可见。很多人认为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垄断是“不好”，竞争是“好”，这是错误的。我们来考虑一下梵高和莫奈在艺术品市场上的存在是否是垄断的。很多稀有疾病的特效药的生产厂家都是垄断的吧。就连各种独占性质的革新专利，都不是独占的吗。如果抛开其他一切，只从技术层面来说，垄断和竞争本来就是硬币的两面，如果彻底消灭垄断，竞争也会消失。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的垄断破坏了维持市场有效运行的制度。答案很明确。真正的禁止垄断是反对破坏开放自由的市场准入规则。 　　现在，世界上很多政府的反垄断措施都不是以“规则”而是以“企业”为重点。通行的反垄断指标“行业集中度”无论采用CRn指数（业界集中率指数）还是HHI指数（哈芬达·哈曼指数），都是对企业市场份额和企业规模的评价。反垄断措施不集中于市场规则，只是单纯地限制企业，不仅本末倒置，更容易成为一部分别有用心者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那一年的微软垄断事件是怎么开始的，结果怎么样呢。彻底杜绝生产罕见疾病特效药的医疗厂家的垄断行为，市场经济会变得更有效率，社会福利也会增加。我觉得现实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所谓的反垄断措施如果对建立开放自由的市场准入规则没有帮助的话，垄断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作为政府，如果无视市场运营的基本规则的话，可以改变制度，但是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以上是游戏理论制度分析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当然，这个理论也不完美。例如，关于合作机制的解释、制度生成机制、制度变迁等问题，游戏理论的制度分析不足，必须深入研究。结果，作为游戏理论制度分析所使用的技术工具的进化游戏理论，原本作为解释动物种类群的行为模型被使用，但是人类社会不是动物世界。因此，使用这个工具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话，会发生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五 　　电影《救赎肖辛格》中，电影明星莫根・弗里曼饰演的雷德说：“这些围墙很有趣，一开始很讨厌，后来就习惯了。过了足够的时间后，你就依赖了。这就是‘制度化’。”。 　　人生是自由的，但也不是不能走上枷锁。作为众多的枷锁之一，对于一般人来说最重的也许是“制度”。任何人出生后，都在特定制度的制约下生活，谁也逃不掉才是真正的“社会状态”。 　　现在，游戏理论的制度分析告诉我们，这是别人强迫我们的制度枷锁，从根本上说，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的结果，“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不是人们有意这样做”。我们之所以需要制度，是因为通过这种自我选择形成的自我约束，使得良好的社会成为了可能。这正是“无形之手”的真正含义。被我们要求着“无论从谁的角度看世界，都必须要思考它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从我们的视点来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不需要思考。在某种普遍意义上，善是什么？按照我们没有实际遵守的惯例，我们会思考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一个社会的好坏取决于生活中每个人的选择。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正：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