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与蛇

　　褚云侠 　　卡夫卡在短篇小说《乡下的医生》中写过两匹不是人类的车和不是人类的马。正如文体费解而斥退了许多读者一样，这两匹强壮的肥马在狭窄的暴风雪之夜相拥出现，也不得不让人感到神秘。他这样总结了自己的小说——“在这个最不幸的时代的寒冬里，我的老人光着身子，坐在世间的车上，驾着不是人间的马，四处奔波，在严寒中挣扎”。行文至此为止，卡夫卡似乎暗示着我们如何理解它自己，但这篇课文的复杂性也包含了两个叙述：现实与非现实，或者他一直试图从日常叙述到形而上的超实验性水平。 　　在我看来，“乡村医生”不仅理解了卡夫卡的入口，还展示了20世纪以来困扰全人类的精神困境和我们应该如何创作。事实上，现实性和精神性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人们生存中的普遍困难，从巴尔扎克的“我破坏了一切障碍”到卡夫卡的“一切障碍都破坏了我”，虽然预告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但“神死了”和许多形而上的价值被遗忘人们失去了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当一切零碎的日常生活涌来的时候，文学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理解这个世界呢。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提供了“人的车”“非人的马”和变化中的“时代”。这不仅提示我们，文学创作始终与时代和社会的症状密切相关，同时，除了表现出20世纪以来最不欠缺的个人日常生活之外，它还指一种超验的思考，甚至会失去失去失去旧信仰后的进退依据。根据苏格兰诗人埃德温对卡夫卡的解释，卡夫卡被认为是“怀疑主义时代的宗教寓言作家”。这个可能有点偏颇。因为他也确实打算在世俗的确定中植入包含信仰的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 　　卡夫卡的创作给我们展示了什么伟大的现代小说，为反观中国现在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实际上20世纪以后，东西方普遍面临着存在的危机，“每当存在的危机时，都会把世界的现实性和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置于可疑的状况”。（伊利德的“神圣与世俗”）有必要找到解决危机的模式。这个模型有先验的起源，很有可能是从现实生活以外的另一个超凡世界得到的启示。现代文明始终与理性、科学、确定性相结合，在取消世界神秘性的同时，也取消了人类对生命、世界的敏锐感受力。文学正是可以在现实和超实验之间往返的实践，可以介于现代文明所不能说的神秘之间，创造理解，唤起感觉。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只讲究“世事”，孔子以“未知生、临终”、“敬鬼神远”的理念将先民神话合理化，基本上已经表明中国文化对现实人生、社会伦理的执着，抽象世界中的来世、死亡、对灵魂等形而上的问题缺乏关心。李泽厚在《美的过程》中概括其为“实践理性”，一切以生活的实用为核心，将这种高度理性甚至过早理性化的文化结构与西方的“思辨理性”区别开来，文学也自然地与“经国的大业、不朽的盛世”结合在一起。像《红楼梦》那样，遵循“从天空看到颜色，从颜色产生感情，从颜色领悟天空”的理论，放在世俗人的事没有大小的“颜色”和“情”不断变化的世界（无常的世界）中，最终指幻的叙事，除了主体故事外，也用更大、宗教性的最终构造可以说构筑了中国长篇叙事整体性的作品很少见。老舍在1942年反省过。中国的小说作品《不是以灵的生活为主干的灵的文字》（老舍《灵的文学和佛教》），即使出现了超越日常生活的语言，除了以传教为目的和非文学性的劝世文之外，还多借助小说的原型完成对世俗的道德伦理训戒功能。因此，他提出了对“灵”文学的提倡和建立“灵”文学来拯救人类灵魂的约定。老舍的这个判断并不夸张，在中国注重“实有”和“今世”的文化体系中，人们对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的兴趣远高于对超脱神圣世界的憧憬。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提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缺乏宗教感，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文学的精神脉络中始终缺少形而上的终极顾虑。确实，自新文学以来，取得最大成果、占据最重要地位的还是“现实主义文学”。但是，不管怎么变化，回到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最初表现来考察这个动态过程，仍然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万变不离的“宗”，实际上是对现世世界的确定性的追求。细节的真实、典型的环境和典型的人物，都是确定性、清晰的，从现实生活中可以提取出这个时代的核心知识、场景、形象，甚至可以约定一个，包括确定的方向的未来。 　　现实主义很符合我们的认识、理解和这个世界的诉求，将来也一定会继续保持巨大的文学解释力。但是，在不断加强现实主义创作的前提下，我们需要有更丰富的文学范式，从而加强和提高传统的现实主义。从最初的起源来看，其实万事万物的生发都处于原始神话的构造之中。在一些作家看来，固定于现代科学的确定的世俗生活是神圣结构的产物，这种神圣的结构可以不断获得，它是神秘的，甚至是不确定的，是不逻辑的，这种结构的探索也成为这些作家对文学的期待。正如作家罗勒关于诗人的家所说的那样，“判断的理解、概念的意义被更柔和的经验所包围，作为以太，个人的意志和数秒后变化的个人无意识所包围。这个领域的事实和那个关系是无限的，很难把握。”。因此，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这种软经验的外壳所包裹着的无限可能性，不仅要寻找融入社会规律中的固定物，还要不断发现新的关联、未知、例外。作者和读者也有着漠然的期待，文学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对现世的崇拜，也包含着对未来生活的展望，代表着人类竭尽全力、永远地挣钱。 　　中国小说的创作，可以说不缺人的车，但如果人们能在世俗生活中立足，精神上的问题会特别引人注目。这时，人们意识到我们必须置身于精神世界。正如学者胡河清所说，“终极关怀的信念确实可以成为一个人在精神世界中立身的支柱，它是庄严庄严庄严庄严的境界，是至上的感悟，是爱和创造力的源泉，是个性发展的最充分的形式……”当我们沉溺于“现代”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日常”中时，往往会面临叙事的困境和继承。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写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问题，是丰富的瘦背后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又不知道走向的薄感。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将以小人物、小事为质料的叙事引入文学的潮流，冷静客观地揭示了鸡毛式生活的真相后，在微小而平凡的重担下，无法提高超越性的自我救济能力。在现在的许多作品中，许多小人物也依然徘徊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感情迷惘、生活的压迫和欲望的驱使中，很少接触到对灵魂的拷问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巴哈金在论述伟大作家的“两个视角”时，建议作家首先要触及重大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其次他们可以把焦点放在微小的狭小空间里，这些都与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相结合。考察这个“两个视野”，许多作家和巴哈金所说的“伟大作家”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并不是不能表现出重大的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而是对生命、灵魂的领悟先天性的不足。这种领悟是罕见的“非人之马”。 　　但是，就像两只“非人之马”牵引着这辆“人之车”一样，它们实际上缺了一个，无法分割。尼日利亚在《查拉图拉丝那样说》中曾经写过鹰和蛇这两种动物的形象。两者并非敌人，而是亲密地缠绕在一起，进行同步协调的圆周运动。这正是人心灵两个力量的象征，人向往高远的视野和崇高的精神观，但又无法摆脱地上所形成的智慧、本能和元气。精神观照不是抽象地确立的，而是依靠这些最确定的生活和确定的表现。因此，更难的作文不是抽象地抽象地写，而是单纯的寓言化作文，而不是写到历史上，而是在最具体、确定的现实和历史中产生形而上的思考，并加以提炼。雷蒙德·卡佛有一部名为《大教堂》的著名小说，它与他的作者和人物身份重叠的日常故事不同，是一部例外的执笔，也是一种转换。小说前半部分的姿势几乎是沉浸在世俗的婚姻生活中，随着盲人来到“我”的家，情绪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日常生活开始在“开电视”的空虚中与神圣的大教堂建立联系，当“我”和盲人罗伯特手牵手描绘大教堂时，精神从谷底上升上，上，一直上天堂了。对于卡夫来说，他说：“《大教堂》是例外……这和我以前写的哪篇都不一样……我在冲动中说：“我们为什么要写呢……”我觉得。 　　回到卡夫卡的“人的车”和“非人的马”，实际上“非人的马”必须让精神适时地从日常生活的轨道上滑出，抓住例外的瞬间。这一瞬间并不是精神的平野，而是“人的车”前进的奇迹，但最终指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和未来。这是写在人类身上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写呢。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出典：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