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证悬案第三季9.0

　　电影《再看奈良》的拍摄。（剧团供图/图） 　　在2021年初上映的中日电影作品中，频繁出现了“日本孤儿”——侵略中国战争时期诞生的特殊群体。 　　日本的孤儿是“日本开拓团”的子孙。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民计划”，很多日本农业贫民作为“开拓团”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涌入中国东北定居，人数一时达到了20万人以上。1945年日本战败，官兵优先撤离中国，“开拓团”的日本贫民被安排最后撤退。日本政府同时规定，5岁以下的孩子不得带回日本，从而留下大量日本孤儿，中文称为“日本孤儿”，在日语中称为“中国残留的日本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90%以上的日本孤儿陆续定居在日本，2021年是第50年。根据厚生省发布的数据，现在在日本的孤儿有2818人。 　　在电影《唐人街搜查3》中，日本孤儿是凶恶事件的关键人物。在2021年1月末公开的电视剧《铁证悬疑真实之门》的第3季中，日本的遗孤大川是杀人事件的被害者。 　　鹏飞导演、贾樟柯、河濑直美共同执导的电影《又见奈良》于2021年3月19日上映，以日本孤儿和她的中国养母为视角。吴彦璋饰演的中国养母陈惠明战后收养了日本孤儿，取名陈丽华。丽华长大后回到日本找了亲父母，她离开中国近10年，通过与养母的信保持着联系。有一天，信断了联系五年来，陈惠明再也没有收到丽华的消息。2005年，思女心切的陈惠明不顾将近80岁的高龄，一个人远渡千里，从中国东北来到奈良，在同一个孤儿的二代小泽和日本退休警察一雄的帮助下，辗转于养女之路。其间，他们遇到了许多归国孤儿，这些孤儿大多生活在日本的底层，生活困苦，难以融入日本社会。 　　以“日本孤儿”为题材的文艺创作自古以来就在进行，有谢晋导演的电影《清凉寺钟声》（1991）、日本电影、电视作品《遥远的羁绊》、《中国、日本：我的国家》等。在中国的电影和电视作品中，日本孤儿故事的结局大部分回到中国，对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同时表现出中国养父母仁爱的温厚，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爱；日本研究个人身份问题，重点是如何适应不同的社会文化，如何与日本政府对抗，争取自己的权利。 　　到了2021年，最年轻的第一代日本孤儿也已经进入了古稀年，很多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一辈子追问“我是谁”，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夹缝中挣扎，这一切的元凶都是日本侵华战争。“战争留下的伤口会持续很长时间吧”。鹏飞教练说。 　　鹏飞之所以拍摄“又看奈良”，是因为他想实现“中国养母未遂之梦”。日本孤儿及其子孙在日本的遭遇，牵动着他们在中国养父母的心，但他们大多心有余，力不足，真正像电影里的陈惠明老人一样回日本的很少。 　　在计划拍摄电影的期间，鹏飞看过很多关于中国养母的真实故事。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东北的女性在怀孕6个月的时候被日本的士兵用脚踢流产，战争结束的时候日军撤退，日本的孩子被抛弃在了她的家前。别人说这是“鬼子”的孩子，这个女人毅然把这个孩子收养了。 　　为了深入了解归国孤儿的现状，2019年，鹏飞在日本奈良的御所市停留了8个月，采访了5个世代的孤儿，与3、40个世代的孤儿接触，在那里完成了电影《再看奈良》的拍摄。御所市市长听说中国导演来拍摄遗孤的故事，直接接待了他。市长不会说中文。唯一的中文是“你好，我们是朋友”。电影结束后有民间祭祀公演，市长专门组织当地村民进行公演。 　　寻找一代的遗孤并不容易，奈良只有五六一代的归国遗孤。踏上铁鞋的时候，鹏飞知道了在黑龙町吉野村的深山里有一位叫畠山周作的老人。山腰有家，屋顶上挂着卫星电视的锅，鹏飞心里很高兴。在日本的民间，到底谁的屋顶上挂着“锅盖”，表明户主是中国人。因为可以收到中国的电视信号。 　　敲门进去，房间里除了日式榻榻米以外还有中国东北风，电视上播放的是东北喜剧《乡间爱》。迎接他们的是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鹏飞先开口了。“奶奶，你好，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是来见你的。”鹏飞想起来，老奶奶听了这句话，流着泪，她也用中文回答：“你是从北京来的吗？我终于有人担心我们了。”奶奶牵着鹏飞到家旁边的田地，他们家有一亩三分之一地，可以种萝卜、白菜，她的老伴刘明财，也就是畠山周作，在田里工作。奶奶用东北方言招呼一个老伴。 　　刘明财老人用锄头杵了杵，回家后和鹏飞“聊天”了。鹏飞问他，之前负责联系的志愿者打来了电话，为什么不打招呼就挂断了电话。老人对他说他不懂日语。 　　“来自北京”鹏飞让刘明财打开了话匣。他一说话就是三四个小时。他从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到中国来的谈起，说是战后被安置在哪个家里，怎么被命名为刘明财。家人都对他很好，他长大后在村里当了干部。之后，村子里传出了谣言，他说是日本的孤儿，得知这是事实，刘明财沉默了。在政府的帮助下，刘明财找到了在日本的父亲。 　　1991年3月13日是刘明财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带大家回了日本。回到日本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说中国人起不来，就把日本的孩子养大了。机场里来了很多人，包括刘明财的亲生父亲。父亲当时75岁，面对媒体的采访“我回日本后又生了儿子。儿子生不了孩子。我想我一辈子都死了儿子。我没想到今天中国人把我的儿子送回了我。我没想到我的孙子带回来了。我没想到我的孙子回来了。我的孙子回来了。我成了四世同堂。我我非常兴奋，一生就足够了”。刘明财在鹏飞回忆这些时，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每一个细节，仿佛历史就是昨天。最后，老人向鹏飞展示了一张老照片，那是1944年吉野村的“开拓团”出发中国之前，刘明财的父母抱着他拍了村头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了电影《又看奈良》中的重要道具。 　　在另一代日本孤儿的家里，鹏飞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中国的记忆。主人向来宾表演节目，开场是日本能乐的格局，夫妻一声，唱的是京剧的“模范剧”《智取威虎山》。这些细节也被收录在电影《又见奈良》中。 　　一代孤儿刘明财的故事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在鹏飞接触过的孤儿中，这样的例子很少，更多的孤儿回国后，找不到家人，身份多年未被认定，定居后很难融入日本社会。始终未在《再见奈良》中登场的中国养母所寻找的归国遗孤丽华就是这个现实群体的缩影。丽华回到日本后，认定亲子关系失败，为了维持生计，开始了打工、定居的流浪生活。她没有朋友，离开了群体住着，又不断受到周围人的猜疑，店里东西少了，打工的小餐馆老板娘最初怀疑的是她。 　　“语言沟通的障碍是归国孤儿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杜颖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说。杜颖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从2008年开始一直关注着日本的孤儿问题。孤儿回日本时，许多年龄在40岁以上，错过了学习日语的最佳时期，各地设立的日语学习中心经过了短暂的学习后走上了社会，但实际上无法掌握日语，也没有做好进入日本社会的心理准备。 　　“日本孤儿是血统上的日本人，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成长，从语言、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看，又是地道的中国人”。中日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产生了更深刻的问题。例如日本和中国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杜颖举例子，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在社会各方面发挥作用，日本是一个纵向的社会，家庭和社会分清，从而形成对人情的不同理解。中国人追求亲密的关系，日本人也很重视人情，还注意和他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长大后日本人和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很紧密，甚至显得很冷漠。 　　杜颖曾在日本札幌市拜访过一位名叫种藤橙子的日本孤儿。种藤橙子回忆说，第一次带着女儿回日本探亲，和亲生母亲相处了3个月，引起了很多摩擦。比如说，她日本的母亲总是看到家里亲戚买东西，把好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很不高兴，经常说“自己挣的钱为什么要分给别人”“自己的钱为什么要分给孩子”。种藤橙子觉得日本的母亲不亲近，之后两人的关系疏远了。在另一次采访中，嫁给日本家庭的孤儿松田桂子的女儿丽对杜颖说，爷爷和奶奶生病去医院看病，丽小姐要求丈夫请假陪她，丈夫回答说：“生病去医院，我什么用也没有。”丽说很难理解。 　　因为隔阂难以消除，很多日本人的家人在和孤儿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便断绝了交往。据杜颖的调查，有一位日本父亲知道一个孤儿要求在日本定居。“我不同意回国。回来后怎么生活？我最近身体不好，走路很吃力。你也不要回国。不能找亲戚。请不要伤害我的脸。不管你怎么回来，都不要搬到我身边。大阪、名古屋、九州请住在离我这么远的地方。我保证不会再出现在亲戚面前了”。 　　鹏飞也深深地感受到日本人的这种人际关系，他曾随机拜访过一些日本老人，给他们吃完晚饭出来不散步，在树下聊天打牌，孩子经常打电话问要不要回家得到的答案都是“不行”“没有”。“他们习惯了呆在家里，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但也有老人在房间里死了一个月才被发现的”。在《再见奈良》中，退休的日本警察独自生活，女儿长年没有写信和打电话问候。在失联之前，养母惠明和遗孤丽华相隔千里书信往来频繁，丽华字行间都是对养母的爱与思念。一雄以寻找线索为理由，让第二代遗孤小泽继续阅读信，装作女儿的信，安慰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对亲情的渴望。 　　第一代日本遗孤畠山周作（右）和妻子拍了照片。（剧团供图/图） 　　在日本电视剧《铁证悬案：真实之门》中，日本孤儿大川被排斥，度过了被嫌弃的一生，居住地日本人觉得大川不会说日语，垃圾分类三番五次教也学不到，喜欢热闹行为举止一点也不像日本人，因此经常排斥他。平时依赖儿子翻译的大川先生，只会说一点点日语，其中一个反驳是“中国人是错误的。我是日本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日本孤儿一生陷入身份认同的偏差，不知道如何自立。认为自己是异种的自卑感，经过几代也挥之不去。 　　佐藤升的祖母是一个归国的日本孤儿，日语不好，小时候听不懂祖母的话，也不会说中文。当日语不好的父母想要参加学校活动时，佐藤升说：“我非常反感，感觉很不好意思被周围的朋友笑话。”。有一天，家里人准备的便当是炒番茄，被同学看到，发现她是孤儿的子孙，被长期排斥。 　　北海道日中友好会的平田武汉会长曾经向杜颖先生讲述过一个孤儿被边境化的例子。一个孤儿来到日本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因为她不会日语，所以不会和外界接触，母子间的交流也很少，随着孩子掌握日语，她渐渐地忘记了中文。她甚至和孩子的交流也成了问题，最后成了边疆人。杜颖的研究表明，很多孤儿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原因被视为日本社会的中国人，在心中陷入“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的身份的焦虑，在行为中反映出来。 　　某个日本遗孤在身份的动摇中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例如，因自传《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出名的孤儿中岛幼八。中岛小八少年时代回到日本，之后在日中友好协会工作，成为两国民间交流的桥梁，并亲自完成，融入了日本社会。 　　杜颖的日本遗孤研究持续了12年，长期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与许多日本遗孤保持了长期而密切的联系。2020年，她的访日调查计划因疫病而被搁置，但通过微信与对方保持了联系。根据她的观察，在3、4岁的孤儿中，不会说中文的人增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我是谁”的追究最终会将过去同化为“真正的日本人”，融入日本社会。这无疑是件好事，同时为后来的研究者寻找孤儿的子孙，提出了持续观察不同文化适应性的新挑战。 　　从杜颖的角度来看，有必要持续观察遗孤集团的异文化适应性，有意义。“孩子说‘我们不能选择身份’有悲伤的意思。日本孤儿的经验在他们及其子孙以后的人生经验中表现得不同程度。为了反战，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为了人的健康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她说。 　　南方周末记者李邑兰南方周末实习生严艾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