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第一季6.0

　　1988年底，面对桌上堆积如山的笔记本材料，近30岁的大卫西蒙（David Simon）陷入焦虑，不知道他现在写的关于巴尔的摩杀人案组的故事该如何展开，也不知道该如何组织全书结构。 　　大卫西蒙（出典：theknow.com） 　　年初，大卫・西蒙得到了巴尔的摩警察署高层的承认，以凶恶事件组的“实习警察”的身份，近距离接触了刑警们的工作。和他们一起进入凶恶案件的现场收集证据，记录对事件的讨论和推演，目击了官僚政治给下层刑警的身心的痛苦。有时刑警会用那么不合规则的方法在讯问室前如何从嫌疑人的人口中窃取实情。。。。。。西蒙像扫描仪一样，快速准确地记录了凶恶事件组发生的所有生动的细节。 　　Homicide 　　《凶年》 　　[美]大卫西蒙著 　　徐展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认识的刑警招手说“杀人事件应该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刑警无心的话语燃起了大卫西蒙所写的热情。他写的是不可思议的荒诞无稽，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件。罪犯的穷凶极恶真不愧是手指，事件的谜团一定会更引人注目。但是，他的重心一直是人，应该是他在一年的实习生活中接触的个性杀人事件组的搜查官。这些刑警必须面对官僚政治施加的解决案件的压力，应对街头事件的繁琐枝叶。他们的职业生涯本身构成了“凶年”最大的看点。 　　写文章：有什么光彩 　　编辑：黄月、潘文捷 　　未经接口文化（ID:Booksandfun）许可不得转载 　　1没有“神侦探”的世界 　　经典好莱坞犯罪故事片，一定安排了一场激烈的警匪追车戏，在这些场面中，双方追着你，一边高速前进，一边透过车窗对射，最后车辆滚翻、爆炸，画面十分刺激爆炸。结果，警察成功地将犯罪者捆绑在法律上，也许正义的人们会受伤，但总体上可以说绝对全胜。 　　但是，在“凶年”中，大卫西蒙告诉我们，现实中的刑警如果这样做的话，面临的问题首先必须考虑警察的调配问题。其次，如果你的车抛锚了，你必须向上司报告为什么公家的车在工作中提前废弃了。这不是刑警随便能做的世界。他们必须对结果负责。 　　与凶犯的近距离格斗、街头混战等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桥也遭到了西蒙无情的讽刺。犯罪团伙的刑警通常都赶到了案发现场，但大部分时间都没能和犯罪者见面。这样的细节在“凶年”中经常能看到，是好莱坞神化刑警模特彻底颠覆了。 　　虽然好莱坞电影不告诉你末端的警察车没有“追车”的潜力，但西蒙还是会忘记这一切。他告诉我，这只是停留在没有实际生活体验的编剧之意淫之中。 　　在《凶年》中，随处可见对刑警神话的魅惑，这本书描绘了更加真实、复杂的刑事故事。在虚构的搜查小说中，作家所写的刑警们强调了犯罪的动机，“动机说”也成为了许多推理小说家叙述的亮点。但是，西蒙在巴尔的摩，在这一年里二百三十四名男女被暴力杀害的城市里，目击了虚构的搜查小说中无法触及的真相。在刑警的心中，实物的证据、目击证人、认罪的供述才是他们心中的“三位一体”。“犯人的动机可能很有趣，偶尔也会起到什么作用，但通常和解决案件没有关系”。对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悬疑小说，“逆”现象随处可见。 　　2接近残忍的玩笑和执着的正义感不会冲突 　　“凶年”似乎写了很多零散的东西：个性不同的刑警们的工作和生活，容易解决的案件和难以解决的案件，底层的刑警和上层的智慧的斗勇。但是，总结这些细节，就是犯罪集团的刑警的日常生活。西蒙在全书的叙述中，始终保持着符合粗野街头气息的笔调，没有进行任何浪漫化、崇高化。在这里，警察将案发现场死者的流血比喻为“漏气”，但在女孩被残忍杀害后，所有的警察都充满了义愤，并没有妨碍她加班最快时间抓到犯人。近乎残忍的玩笑和执着的正义感可以共存，但没有冲突。 　　近几年来，非虚构写作热潮在中国也越来越受欢迎，非虚构写作所提倡的客观、中立、不介入写作对象的感情也被视为一种榜样。但是，大卫·西蒙对此观点抱有非议，非虚构作者在深入写作对象的生活后，是否能完全中立、客观地进行创作呢。大卫西蒙认为，很多记者应该用分析、客观、专业的精神来写，但是他们所报道的是真实的事件，真理的明确也有界限。他毫不嫌弃地大胆承认了他爱着刑警们。我们看到他写的刑警们不完美，缺陷很多，人种主义者、女性歧视者、恐怖者随处可见。但是，在他真正深刻理解了刑警各自的生活之后，从当时来看，“政治不正确”的一面也被作者所原谅。其实，在充分理解了一个人的脸后，为什么可以粗暴地利用几个标签来定义他呢？ 　　《凶年》英文版封面 　　在“凶年”的第10章中，叙述的大部分是从具体的刑事个人视角展开的，通过凶恶案件组的刑警的视角，一个一个地详细叙述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这些苦境并不是来源于事件本身，相反，最大的抵抗可能来源于刑事体制的力量本身。大卫西蒙在描述具体事件细节的过程中突然插入了一个长的讨论，这些描述实际上完全站在下级刑警的角度展开。例如，法律定义的警察逮捕嫌疑犯的“合理的根据”是警方怀疑有人长期滞留在以贩毒闻名的街角，当警察走近他的时候，正好这个人的运动衫口袋里出现了疑似装有毒品的玻璃纸袋，他的前面的腰带也很高很隆起，好像戴着武器。但是，实际上，在这种状态下逮捕人，完全是异想天开。如果每个刑警都拘泥于这种“合理的根据”的话，刑事就会处于无法解决的状况。大卫西蒙在书中一直想让我们进入真正的现实。不是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高度精制后的浪漫化的想象，不是在体制主导下遵从严格的规则行动的主旋律“真实”。 　　3批判现实主义扩展到电视剧 　　大卫·西蒙以《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新闻记者生活为起点，《凶年》是他在记者时代写的。好莱坞的编剧以“凶年”为原作的同名美国电视剧，书籍发售后不久也将播出。大卫西蒙也参加了其中的几部剧本的执笔，不过，当时的他只是编剧，没有对电视剧制作的整体控制权。因此，尽管该剧很多角色的经历都是从原作中摘录出来的，但整体改编仍具有浓厚的90年代传统警务剧色彩，电视剧集的巴尔的摩杀人事件组在空中追加了女性角色的搜查官。 　　被美国电视剧化，地域性强的书开始聚集人气，不过，原作者西蒙对电视剧化不满足。西蒙给制作者写信，向对方说明了某个故事情节的编纂与现实不符。但是，当时的电视剧遵循固有的成功叙事模板，西蒙的提案很快就被制作人抛弃了。 　　到2002年为止，《火线》在HBO播出，让我们看到了纯粹的大卫西蒙风格的电视剧。“凶年”是“火线”的原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容改编”，而是创作构想的相似性。西蒙在电视剧播出后接受了采访，他说“火线”和大多数美国电视剧不同，他每次都希望这部作品能像小说的章节一样被称为“视觉小说”。“火线”不是好莱坞式的犯罪节目剧，而是叙事性的多层和多视点，通过全5个季节的内容，向巴尔的摩的官僚系统、阶层的困境、教育改革等一系列的社会议题打招呼。犯罪事件只不过是表象，一个城市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力下衍生出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才是要致力于探讨的重心。 　　《火线》的摄影 　　《凶年》和后来大卫·西蒙与爱德·伯恩斯合作的《街角》这本书，构成了他创作“火线”的养分源。“凶年”以刑警的视角为重点，描绘了凶恶案件集团的刑警群像，“街角”描绘了街头毒品贩毒者的生态系统。“火线”的第一阶段通过这两个视点展开了叙述。 　　《火线》电视剧集的高度写实性来源于西蒙创作“凶年”时的构造构想。在“凶年”和“街角”之后，大卫·西蒙没有出版小说以外的专著，但他接下来的一系列电视剧作品都沿袭了“凶年”的创作基调，以严格的事实为依据，展开了多层多维的全景叙述。 　　几年后，大卫西蒙创作了一部以新奥尔良飓风为主题的电视剧《劫机的余生》。为了制作这部电视剧，在新奥尔良停留了几个月，观察了飓风后新奥尔良市的灾害复兴问题和受灾者的心理困境。在最新的大电视剧《堕落街传奇》的背后，也积累了很深的历史资料，由此派生出了三季的《堕落街传奇》从一个时代开始被剪切下来，在一个城市变革的背后，寻求平凡生活的个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堕落街传奇》第3期海报 　　从大卫西蒙之后的电视剧作品的风格来看，可以对“凶年”的创作轨迹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大卫西蒙坚持的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流媒体平台和短片视频高度娱乐化的冲击下，越来越稀少和珍贵。其宝贵之处在于，即使已经转变成电视剧的创作者，他仍然对社会问题抱有研究热情，对于宏大主题的写作热情，拒绝将娱乐化的叙事方式同化。 　　在采访中，对于演艺圈的新人作品，他嘟囔道：“很多新人作品都偏向个人和自我娱乐。因为他们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对世界不太了解。”。在谈论自己的创作理念时，西蒙希望从事电视剧创作的体验者不要关门写字。某种程度上，任何形式的新闻报道和纪实文学都是剧作家最好的训练场所。 　　如果没有写“凶年”时的一年实习警察的经验，现在的大卫·西蒙应该不是能创作出“火线”这样的电视剧的成熟作者吧。“火线”也时常与“凶年”相呼应，“凶年”最后的人物对话就这样被用在了“火线”剧集的开头。 　　（完成） 　　Homicide 　　《凶年》